二十世纪的中国，写满了苦难与辉煌。二十世纪的中国美术，因仁人志士的奋起，直面现实而闪现光芒。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美术工作者把握中国美术的古今之变，产生了明确而自觉的标新意识。先行者们紧随时代大潮的开拓，让现代形态的中国美术蓬勃生长，由此形成的中国美术的现代传统，也深刻影响着二十一世纪中国美术的进程。因此，回顾二十世纪中国美术，在日渐尘封的史料中重温一位位先行者的艺术人生，重走他们在那些重要美术领域的垦荒之路，无疑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刘开渠（1904年—1993年）先生，可谓是二十世纪中国美术家投身时代洪流并立定潮头的典范。8月5日至10月9日，由文化部、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办的“刘开渠与二十世纪中国美术”大展在上海中华艺术宫举办。作为2014年中国国家博物馆“开渠百年——纪念刘开渠诞辰110周年展”的延续，也是刘开渠艺术全国巡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该展精选刘开渠的50件雕塑和百余件文献，并从法国布列塔尼瑟松塞维涅市借来了刘开渠留法期间的恩师朴舍的历史照片及文献手稿，以“艺术启蒙与专业学习”“为中国现代雕塑艺术‘开渠’”“立民族之碑”和“向新时代致敬”四个单元，完整勾勒出刘开渠的艺术人生。

　　循着刘开渠的艺术足迹，可以看到即便是在社会变革最为剧烈、民族灾难最为深重的年代，一代美术家依然胸怀远大而又坚定的理想和抱负，在他们的推动下，二十世纪中国雕塑艰辛中渐次辉煌。

　　他是中国现代第一批雕塑家的杰出代表，纪念碑雕塑是其最突出的成就。作为最早到法国留学的艺术家之一，“九一八”事变之后归国的刘开渠，早在1934年便创作了我国第一座抗战题材的纪念碑雕塑《“一·二八”淞沪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见图一）。此后的十余年里，他冒着炮火、克服种种物质困难，创作完成了数件大型抗日英雄纪念雕塑，立于公园、广场、街头。他注重雕塑对民族精神的表达，并着意增强雕塑的艺术感染力，如在作品《无名英雄铜像》的人物处理中，他大胆地略去眼球，眼睛因黑洞的形成更加深邃，突出了战士坚毅的形象特征。虽然此时民众对于雕塑艺术的理解尚有偏差，但刘开渠意志坚定、目标明确，寄希望于能够用这富有生命的雕塑，激发民众的爱国热情和抗战斗志。也正是在这样的历练中，刘开渠迅速成长为有能力将纪念碑形式与民族精神的表达融为一体、有能力把握浮雕兼具表现宏大场景和复杂叙事的双重功能、有能力引领中国雕塑发展方向的艺术家。

　　这无疑为刘开渠日后“立民族之碑”打下了坚实的根基——1953年，时任杭州市副市长的他，调任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委员会设计处处长兼美术工作组组长，主持人民英雄纪念碑建设和浮雕创作工程。这座人民英雄的丰碑，是新中国成立后首个由国家兴建的大型纪念碑，也是新中国美术史上最重要的大型公共艺术工程。它镌刻着中华民族的荣与辱，因此也必须能够体现新中国纪念性建筑与雕塑艺术的最高水平。为了完成重托，刘开渠领导以中央美术学院画家、雕塑家为主的一流创作团队，从1952年8月1日开工到1958年5月1日落成，奋斗了近6年。其间，他组织创作人员考察石窟艺术、请模特写生、请专家把关、反复修改草图等，经常带着铺盖卷连续吃住在工地，凭借着对浮雕创作的丰富经验和自身的领导与协调能力，组织完成了台座部分以八大重要历史事件表现中国百年抗争史的高浮雕创作。10块浮雕，8位主创，170多个人物塑造，100多位工作人员参与制作，成就了无愧于民族丰碑的时代经典。刘开渠也担负了纪念碑北面三块主题浮雕的创作任务，他将具有强烈动感的主浮雕《胜利渡长江·解放全中国》居中，并以《支援前线》和《欢迎人民解放军》分列左右衬托之，构成了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交响曲。这座二十世纪中国美术史上最重要的纪念碑雕塑，也为刘开渠写下了永垂史册的业绩。

　　他是美术教育家，先后在中国美术学院、中央美术学院中国南北两大美院担任领导职务。1933年留法归国之后，林风眠聘请刘开渠到国立杭州艺专担任雕塑系主任，他的雕塑教学生涯从此开启。抗战期间，他随校辗转于湘、贵、川。1949年9月，他出任杭州艺专校长兼雕塑系主任。10年之后，圆满完成人民英雄纪念碑雕塑重任的他，又被任命为中央美术学院副院长，直至1980年方卸下职务。1960年、1978年，他还分别主持了中央美术学院独立主办的第一期雕塑研究班和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研究生班的教学工作。在雕塑教学中，他重视雕塑造型基本功的训练，反对追求时髦，力主忠于对象，强调捕捉新鲜感，同时打通了基础训练和创作，注重培养学生在习作中的表现意识，鼓励学生养成“艺术贵在独创，贵在出新”的创作态度，并试图构建系统的雕塑教学理论体系。

　　他是中国美术馆事业的开创者。1963年，中国美术馆正式开放，刘开渠被任命为首任馆长。“文革”前的短短几年，中国美术馆的基本运作架构和业务体系，在他的领导下已基本成形。1966年“文革”开始，刘开渠被当做“反动学术权威”隔离审查，1980年方被重新任命为中国美术馆馆长。正如也曾担任中国美术馆馆长的中国文联副主席冯远所说，在长达30年的时间跨度里，“中国美术馆事业从无到有，从草创到较为系统完善，实现了历史的跨越”。

　　他还是城市雕塑事业的奠基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刘开渠便看到了纪念碑雕塑在记载历史、鼓舞精神、体现社会价值等方面的优势所在，并呼吁建造之。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工程的组织创作经历，强化了他的这种认识，并让他进一步形成了从建筑的角度看待大型雕塑的视角。1978年，在中国美术家协会筹备小组召开的雕塑工作座谈会上，刘开渠主持讨论了雕塑创作如何为城市建设服务等问题。1979年的欧洲故地重游，更让他看到了中国城市发展与雕塑艺术的未来，也愈发认识到从城市规划的高度认识雕塑艺术功能的重要性。1982年，刘开渠提出的《关于在全国重点城市进行雕塑建设的建议》获得中央批复。此后，在担任全国城市雕塑规划组组长、全国城市雕塑建设指导委员会主任期间，他主持举办了首届“全国城市雕塑设计方案展”“第二次全国城市雕塑工作会议”，并推动了首届全国城市雕塑评奖。近些年红红火火的中国城市雕塑事业，正是在这位耄耋老人的奋力倡导下起步的。

　　值得回味的是，虽然有着数十年身兼数职的政治履历，刘开渠却并不仅仅是一位专业出身的组织者、领导者。他的青年时期恰逢五四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他所接受的新学教育，以及赴法学习的经历，都让他那满腔的热血为追求国家的富强、文明的自觉而沸腾。所以，刘开渠始终不满足于单纯的美术创作。在学生时期，他便兴趣广泛，视野开阔，尤其关心时事和爱好新文艺，并不断撰写发表文艺评论、短篇小说等，表达其独立的思想和观点。在他的艺术生涯中，从油画到雕塑的专业转向，从纪念碑雕塑到城市雕塑的拓展，可以说是基于更强的艺术表现力的选择，也是基于发挥更强大的社会功能的选择，更是基于学习西方却又必须立足中国的现实前沿的选择。

　　正如他的学生王朝闻所说，从刘开渠的雕塑艺术，可以看到“纪念碑雕塑的纪实性与创造性的对立统一，雕塑形象的生动性与概括性的对立统一，群众喜闻乐见与雕塑家的艺术个性的对立统一，吸取外国优良经验与坚持中华民族艺术风格的对立统一，爱国主义与反对因循守旧的对立统一，特别是要做一个正直的艺术家首先要做一个正直的人的内在联系”。

　　八面来风，四方开拓。在那个人才辈出的时代，坚韧、好学、聪颖的刘开渠，幸遇恩师王子云，名师陈师曾、吴法鼎、李毅士、林风眠等，结识了进步人士郁达夫、闻一多、胡也频、丁玲等，更得到了蔡元培的提携、周恩来的信任。时代成就了他，他也参与塑造着那个时代。即便是“文革”期间经历长女病逝、小女溺亡，以及无数作品被毁弃等一系列打击，他为国为民的精神、对中国雕塑事业的热情与恒心也从未曾泯灭。或许，他始终记得归国之初鲁迅先生对他说的那句话：“过去中国的雕塑只做菩萨，现在该轮到做人像了。”所以，他一直努力以造型严谨概括、风格朴实无华的艺术手法，推动中国的现代雕塑从中国的新文化里破土而出，发时代先声，只为“雕刻一座来自人世社会的新飞来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