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待日当天，兰毓云帮家长现场配对。

　　一百多本相亲资料，有的已经泛黄。

　　接待日，在“陈兰工作室”排队等候的家长。

　　根据登记信息，兰毓云将单身男女按所在区域分类。

 陈轶伦在表格上的标记。五角星套圆圈代表综合条件最好。

　　坐在一张二手写字台前，把头埋进一摞摞厚厚的、页脚卷起的册子，穿过耷拉在鼻梁上的粉色金属框老花镜，兰毓云的目光在一列列表格上游移。她81岁了，视力老去，有时得借用放大镜。她严厉，语速缓慢，字字铿锵。一群人围着她。

　　往南十米的另一个房间，85岁的老伴陈轶伦坐在圆桌前，被另一群人围着。

　　这是位于武汉四十五中后的一栋老旧房子，一楼，常年阴暗，防盗网上挂着招牌“陈兰工作室”。50平方米的空间，被两个沙发、三张桌子、26把椅子塞得满满当当。每周二四六，来自武汉三镇、江城南北的男男女女都会涌到这里，把房间塞成沙丁鱼罐头。

　　他们是来相亲的，用武汉话说，找朋友。

　　兰毓云和陈轶伦早就声名在外。早些年，媒体给了他们一串封号“超级红娘”、“武汉第一红娘”。这是老两口这辈子最骄傲的事，每次提起，老太太的眼睛总弯成两个月牙，“说明我是全国最牛的”。

　　从1954年撮合第一对情侣算起，他们已经义务当了63年红娘。据称，已经有1680对结成连理。

　　家长的战争

　　每周三天接待日，周六人最多。屋子分为南北两个工作区，中间是等候区，被围个水泄不通。老两口定下规矩，每天只发20个号，叫号配对，但每次都超过这个数。

　　排上号的，排不上的，都坐在等待区。这里热闹得像个菜市场。大家吵吵嚷嚷，又各怀心事。

　　5月13日上午9点多，一位60岁的老太太显然来晚了，一进门，掏出卫生纸，擦了一把汗，纸屑黏在汗津津的脖子上。一屁股坐在沙发上，扶了扶眼镜，一脸茫然，“没号了？”

　　身后跟着一个皮肤黝黑的男人，五十来岁，是她弟弟，两人一个要给在医院上班的儿子相亲，一个要给1992年出生的姑娘找对象。

　　旁边的家长一听，“1992年的，着什么急？”

　　“1992年都25了！”

　　这还年轻啊，坐在旁边的老曹有点心酸。从他60岁退休那年开始，人生就一个目标——帮儿子找对象。每到周末，他穿梭于婚介所、各大公园的相亲会，跑了十年，也没给儿子张罗到对象。他也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我儿子很优秀啊！1975年的，在武汉音乐学院当老师，长得还行啊。”

　　照片上的中年男人，穿着西装，戴一副眼镜，模样还算周正。

　　“75年的，人家伢都十几岁了。”人群里冒出一个声音。

　　老曹觉得心口被扎了一刀，摸摸已经花白的头发，几乎要哭出来。

　　陈明在旁边听着，说不清心里什么滋味。她自认为是个开明的妈妈。女儿30岁之前，她都不着急，但今年春节一过，女儿30岁，“感觉完全不同了”——她说不清不同在哪里，可能担心女儿成了高龄产妇，也可能害怕周围的风言风语。

　　她最怕别人问，你姑娘什么时候结婚？前面30年，女儿优秀，花了7年考上了公务员，一直是家里的骄傲，从没想过她会嫁不出去。

　　每回参加婚礼，看到别人家的女儿披上婚纱，陈明顿觉心酸——我女儿什么时候有这一天？谁来娶我的女儿？

　　74岁的老李一进门就冲到陈轶伦面前：“你帮我（给对方）打个电话吧，说我女儿5天后就走，要见面就现在见！”

　　去年11月，陈轶伦给老李在日本工作的女儿介绍了一个男孩。这半年多，没一点进展。

　　没隔几秒，老李觉得，5天还是太长了，“你说3天后就走！”

　　挂了电话，老李泄了气——对方根本没意思。这次死心了，从头再来。只是，女儿已经38岁了！

　　两张表格相爱

　　“你记一下，16本82页。”兰毓云对面前的一位母亲说，这是她给这个母亲的女儿配对的男孩，16-82是男孩的代号。

　　兰毓云身材矮小，几次腰椎手术之后，背也佝偻了。穿过人群，远远看去，她隐没在案头的一摞摞资料里。左手边的书架上，摆放着超过120本单身男女的资料。全是手写的，她不愿意把材料做成电子版，“会被别人看到”——这些资料是她的宝贝。每次配对只能通过简单的分类和头脑中的记忆搜索，缓慢低效。

　　男男女女被分为七大类——大男、大女、小男、小女、男再婚和女再婚，以及外国外地。27岁为界，以上就是大男大女。理由是，人25岁就会衰老，她还宽限了两年。

　　翻开资料册，两个16.8cm乘以11.4cm的表格上下排列，塞满了每张A4纸。

　　这像是一个极度精密的游标卡尺——在表格中，你会看到单身男女的出生年月、身高等基本信息，对方的月薪、住房条件、是否贷款等物质条件，一目了然。

　　有人写下，在加拿大拥有4万加币（约合人民币20万元）年薪，400平米大房子；也有人注明——月薪一千元，没有住房。

　　表格最后一栏是择偶要求，是这个游标卡尺不可衡量的部分。有人会写下“有文化修养、文学内涵”、“情投意合”的字眼，但更多的人还是列下了冷冰冰的条件——身高172cm以上，月薪5000元以上，最好是本地人，有独立婚房在南湖。

　　唯一一个写下“两情相悦最好”。后来想了想，又补上了身高和物质条件。

　　这天，登记在大女26本91页的女孩和大男16本82页的男孩被配对。一天下来，大概会形成这样的20对，兰毓云在撮合本上一一记录：26-91配对16-82，27-93配对15-20……

　　运气好的话，这两张表格会相爱，用不到半年，或者一年，26-91小姐会和16-82先生走进婚姻殿堂。要是差了点运气，那就重来一次。

　　老两口根据条件，把每个表格量化成了一些符号。他们能借助这些“暗语”快速做出他们认为的“最契合的配对”。

　　每张表格被综合评分。外貌、收入、家庭环境等都是考虑因素，表格被分成了五大类。顶级是五角星套上一个圆圈，五角星次之，接着是圆圈、方块和三角形。配对时，基本遵循五角星配对五角星，圆圈配对圆圈的原则。

　　以26-91小姐为例，她1987年出生，身高163cm，月薪三千元。兰毓云为她匹配的16-82先生，1982年出生，身高170cm，月薪也是三千元。

　　陈轶伦的配对法则还要再精细一些。他会在表格上注明主人的性格，用K，Na，Al，Ar，He来区分。

　　这是化学元素周期表中的元素。陈轶伦用它们的活泼程度来区别表格主人的性格开朗程度。比如，他倾向于匹配K和Ar。K是钾，在零下100摄氏度都能和水、冰发生化学反应，代表性格开朗；Ar是氩，是惰性元素，很难产生化学反应，代表性格内向。两者配对，恰好性格互补。

　　上世纪50年代，陈轶伦从浙大化学系毕业。他觉得，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就是一场化学反应，能产生多巴胺的配对，当然难得，但遗憾的是，大部分都只能“条件相当”。

　　谈感情还是谈条件？

　　屋子里东西两面墙上，挂满了兰毓云和陈轶伦的合影。到今年五一，两人已经一起走了60年。

　　结婚照也挂在墙上，黑白的，拍摄于1957年5月1日。兰毓云穿着深色大花短袖，梳着麻花辫，倚在穿着条纹衬衣的陈轶伦身边，幸福从两人脸上蔓延开。

　　1950年代初，兰毓云作为部队文工团成员，曾去朝鲜参加过抗美援朝，回国后，在武汉一所中学当老师。同时期，陈轶伦浙大毕业后也被分配到武汉，在另一所中学当老师。两人经常要去参加团市委的会议，一来二往，便走到了一起。

　　结婚时，两人一穷二白。一间12平米的房子，两条板凳，一块木板一搭，两床被子一铺，一人一个包袱，这婚就算结了。亲戚到家里来，嗑嗑瓜子，吃点花生，就算摆了酒。

　　后来十来年，人们结婚就没这么简单了。“三转一响”（收音机、自行车、缝纫机和手表）缺一样都不行，这些还得凭票购买。要求再高点，还得有“64个脚”——桌子、柜子、凳子，各有4个脚，要结婚，先凑齐64个。

　　说是这么说，碰到合适的，条条框框也都没了。兰毓云记得，那会儿她在学校工会工作，关心老师个人问题本身就是她的工作内容，陈轶伦又是另一所学校的校长，她索性帮两所学校的老师们牵线，顺道也帮以前部队文工团的战友介绍。“只要对上眼，哪还要‘三转一响’，照样结婚！”

　　成功率高了，兰毓云的名声打了出去。有人跑来求介绍，跑错地，敲了邻居家的门，邻居不堪其扰，在门口贴上告示——这里不是兰老师家！

　　“武汉三镇谁都知道我可以解决他们的个人问题。”兰毓云觉得骄傲，“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她还获得了额外的尊重。一出门，没人喊她“兰婆婆”，都叫她“兰老师”，“听起来都年轻”。

　　从1954年促成哥哥嫂子的婚事，到现在63年，她和老伴基本没停。退休后，三个儿女出国的出国、做事业的做事业，老两口也没什么事情做，除了吃饭、睡觉、看报，帮人介绍对象反而成了退休后的主要事业。

　　兰毓云发现，80年代以后，结婚这事好像越来越难了。来相亲的人，一上来就要求房子车子票子，存款要多，工资要高。好不容易撮合成了，摆酒也讲究阔气，四五十辆婚车排成队，队伍越长越有面子。

　　几年前，在电视台做节目，主持人调侃，“爷爷娶奶奶，用了半斗米；爸爸娶妈妈，用了半头猪；我娶我媳妇，用了爸妈半条命。”

　　兰毓云一想，可不吗。这几年，挺多来相亲的姑娘，都要找工资比自己高一倍的对象，还要求房子至少有四室一厅。也有男孩提出，女方要漂亮，不漂亮的话，那得有钱。

　　“嫁汉嫁汉，穿衣吃饭，想一嫁脱贫？”兰毓云问。答案现实，又无可辩驳——既然都来相亲了，没有感情，不就只能看条件了？！

　　这几年，人们又挑上了年龄和职业。兰毓云手头上的表格，“销路最好”的职业是工科毕业搞技术的，电力设计、船舶设计工程师最紧俏。医生、公务员次之，再次是大学老师。

　　“记者和警察，哪里有情况就得去哪里，最不好介绍。”兰毓云接着说，“抛开职业，男女还有个剪刀差。以27岁为界，27岁以上的男孩事业有成，走的是上坡路，27岁以后，女孩逐渐衰老，只能走下坡路了。”

　　最后，她得出结论，27岁以上的大男和27岁以下的小女最容易介绍。

　　男士告急

　　可偏偏，聚集在她这里的大女最多。这是目前最困扰兰毓云的问题。

　　接待日这天间隙，她接到一位武汉妈妈的电话，想给在美国的姑娘找个对象。兰毓云拿起电话，背台词一样，流利又带点官腔，回复说：“无论美国、英国、苏联（注：应为俄罗斯）这些国家，都是女多男少，女孩的问题恐怕不好解决。”

　　平均每天，她至少要接到两三通类似的电话。

　　在她的资料库里，男士已经告急。早在两三年前，女男比例就一直保持在8:1的水平，这几年，这个数字还在变大。

　　一到接待日，屋子里八成以上都是女孩。一有男士登门，号都不用排，直接被志愿者带去现场匹配。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30岁及以上的女性人口中，有2.47%未婚；而此前的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中，仅有0.92%未婚。仅仅十年，这一比例增加到2倍多。

　　对兰毓云来说，这个数字背后都是活生生的人。

　　有一天，一个姑娘被父母带过来。三口人进了门，一落座就开始抹泪。兰毓云一看，女孩人长得漂亮，个子也高。一问才知道，女孩35岁了，博士毕业，在大学当老师，三口人有空就跑相亲会、婚介所、公园，对方要不觉得她收入高，要不觉得配不上她的学历，一来二去，年龄大了，对象更不好找了。

　　工作室里好多三十好几的姑娘，平均都是登记五六年、相亲几十个之后，才赶在40岁的尾巴把自己嫁出去。

　　王瑶算年纪小的。她大学毕业后，在武汉江岸区一所小学当老师，长头发、戴眼镜，说起话来柔声细语，收入也高。从25岁那年，亲戚朋友就帮她介绍，五年时间，她相过十几回亲，一个没成。

　　过了30岁，她急了。最近一个礼拜，已经往工作室跑了两回，还没配上对。陈轶伦说，她个子太高，有170cm，一时半会找不到合适的。

　　这样的姑娘太多了，兰毓云有心无力。“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我又不能变出一些男伢来？”

　　为了争夺有限的男性资源，姑娘们的父母使出了浑身解数。

　　工作室有个志愿者小伙子，公务员，身高185cm，国字脸，浓眉大眼。有时帮兰毓云主持个相亲会。一下舞台，一大帮大爷大妈围上来，挽住胳膊，往他荷包里捅纸条。纸条上写着姑娘姓名和联系方式。

　　小伙子都没搭理。一看自己这么抢手，要求也抬高了不少。

　　每周二四六，中学教导主任老罗、事业单位退休的老刘，以及高校教授老梅，轮班到工作室里当志愿者。做公益是一方面，有个秘密大家都心照不宣——家里都有85后姑娘，都三十好几了，也没嫁人。

　　他们心急，又不好逼自家孩子，索性来当志愿者，帮忙间隙，也帮女儿留意留意，毕竟近水楼台。

　　问起老梅，起初他不承认，过会儿吞吞吐吐，“私心也是有的，姑娘都32了。”

　　爱情这件奢侈品

　　有人计算过，爱情发生的概率小于中五百万彩票的概率。

　　来相亲的人才不会关心这个，大家关心条件多过感觉。偶尔有个“愣头青”，对着一帮大爷大妈说，自己要找“有感觉的”。

　　大爷大妈一脸不屑，“感觉是什么东西？”进而得出结论——这孩子就是韩剧看多了，迷上了电视剧里高高帅帅的男主角。

　　下一句可能是，“你都多大了，能不能现实一点？”

　　王瑶就常碰到这样的情况。后来也懒得解释了。她后悔没能在大学里谈一场恋爱，失去了单纯的感情。她讨厌现在被当作商品挑选。

　　这几年，王瑶看着身边朋友一点点妥协——“喜欢没那么重要了。”有人为了房子，有人为了车子，遇到条件合适的，一咬牙，就把自己嫁了。

　　“20岁那年，我跟自己说，30岁之前一定要把自己嫁出去。到了30岁，我要给自己一个什么标准呢？40岁之前把自己嫁出去？那时候是不是只能找个离婚男了？自己还没结过婚，就得去给别人当后妈了？”王瑶不敢往下想了。

　　1991年，冰心问铁凝，你有男朋友了吗。铁凝说，还没找呢。冰心说，你不要找，你要等。终于她又等了16年，50岁那年，等到了华生。

　　王瑶喜欢这个故事。“铁凝能等到，我等得到吗？”

　　在兰毓云和陈轶伦这里，这从来都不是问题。兰毓云曾扬言，来她这里的人，80%都能找到真爱。老两口总能顺手抓来一大把爱情故事来佐证“爱情不是奢侈品”。

　　一个遥远的例子是，一对男女经介绍，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男孩父亲突发重病，房子卖了，还欠下一屁股债。女孩母亲逼女儿放弃。女孩却说，她已经喜欢上他了，不能见到别人困难就逃跑。婚礼如期举行。两年后，兰毓云问起近况，他们还在还债，但生活还算幸福。

　　这时候，兰毓云会做出总结提炼，“爱可以创造一切”。

　　前几天，工作室刚刚促成了一对。一位83岁的教授恋上了77岁的老太太。

　　两人第一次约会，老头看到老太太穿着黑底大花连衣裙，顿觉眼前一亮，好像又找回了年轻时的感觉，“一见钟情、相见恨晚！”说起那次相遇，老头语气都变得轻快。

　　认识不到一个礼拜，两人已经认定彼此。他们已经计划好了，今年夏天，找个清静的山里，同住两个月，游乐、读书、吟诗。

　　陈轶伦相信，80岁的老头能遇到真爱，年轻人怎么就不可以呢。

　　4月底的一天早上，兰毓云换上黑丝绒红花长裙，涂上粉底霜，擦了口红，去理发店吹个造型，和陈轶伦去喝喜酒。这些年，他们参加了无数场婚礼，仍旧乐此不疲——把两张表格匹配，变成一张大红请柬、一把喜糖、一顿喜酒，是多么有成就感的事儿！

　　兰毓云的生活也沾上了喜气——她的衣柜里，一水的红衣服；尽管背已经佝偻，她仍钟爱大红花长裙。

　　她每天都要和头顶蹿出来的一茬茬白发赛跑。要是输了，就用染发剂把它们都消灭。

　　屋子里来来往往的人喊他们“兰老师”、“陈校长”。兰毓云觉得，时光好像就定格在他们年轻时的样子。

　　陈轶伦逢人就说，帮人找朋友，也帮了他俩不少。别人到他们的年纪，早就老年痴呆啦！

　　婚宴上，新人父母说着感谢的话。兰毓云感觉到自己的价值——两年前，他们还是两张不相干的表格。这样溢满幸福的场景，她见过无数回，却还是忍不住落泪。

　　眼泪是咸的，心里是甜的。（为保护受访者隐私，陈明、王瑶为化名）（记者 张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