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又走到了一个关键当口，面临增长动力不足、需求不振、金融市场波动、国际贸易和投资持续低迷等多重风险和挑战

　　盛斌（中国南开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教授）

　　徐奇渊（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

　　迈克尔·斯宾塞（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格林别格（俄罗斯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科研主任）

　　卡洛琳·莱纳茨（欧洲国际经济研究中心专家）

　　朴东炫（亚洲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日瓦丁·约万诺维奇（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平等世界论坛主席）

　　世界经济—— 

　　三低三高现象并存 

　　未来前景不容乐观

　　盛斌：当前全球经济形势不容乐观，仍面临下行风险。这里既有周期性因素，也有结构性问题，同时还有不确定性冲击。周期性因素是指需求不足，各国主要依靠量化宽松政策刺激经济增长，但扩张性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的效果已非常有限。投入海量货币往往只带来资产价格上扬，并不能刺激实体经济和拉动就业。同时，更有效的财政政策却由于发达国家大都陷入主权债务危机及紧缩财政措施而不能充分实施。结构性问题是指阻碍长期供给和潜在供给增长的因素，包括创新、竞争、劳动力市场、教育等，需要通过有力的结构改革消除制度性瓶颈与壁垒，创造新的供给侧政策红利，提高长期生产率水平。最后是短期的不确定性冲击，如地缘政治冲突、能源和大宗商品价格波动、英国脱欧、暴恐事件等。

　　徐奇渊：目前，全球经济的总体特点可以总结为三低三高。三低是指低通胀、低利率、低增长，三高是指高流动性、高杠杆、高风险。三低和三高是有内在逻辑的。首先，全球都面临投资需求疲弱、贸易增速大幅下滑，在此背景下出现低通胀，甚至在一些国家出现通缩的情况。其次，为了应对这种低通胀或者通缩压力，各国货币政策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放水，导致低利率和高流动性。最后，大量的流动性释放出来，并没有对实体经济起到应有的刺激作用，经济增速仍然保持低迷，同时，大量流动性却跑到了资本和金融市场，导致高杠杆下的高资产价格，以及相应的高风险。

　　迈克尔·斯宾塞：美国经济增长缓慢，欧洲和日本经济增长更慢。这种低速增长很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总需求不足，而且没有给出切实的解决办法，货币政策并不能解决问题。

　　格林别格：现在全球经济增长十分微弱，每年能增长1%—2%就很不容易了。一些国家还出现了通货紧缩，这对整个经济，尤其是就业来说是大问题。量化宽松政策并没能使欧美摆脱经济的萧条。现在俄罗斯和巴西这些依赖资源出口的国家日子很不好过，中国和印度也在放缓增长速度，在可预见的将来，世界经济不会有太显著的改善。

　　卡洛琳·莱纳茨：未来世界经济发展前景具有持续的不确定性。欧洲是世界经济中重要一部分，在欧洲金融领域，银行业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欧洲银行管理局近日进行的压力测试也说明了问题。在通货膨胀率上，欧元区的通胀率依然在低位徘徊，失业率也在10%以上。这足以说明，区域内的经济增长依然面临着较大压力。此外，加上英国脱欧、难民危机以及恐怖主义蔓延等地区性问题，全球经济的发展前景变得更加不明朗。

　　朴东炫：自欧元区发生债务危机以来，欧洲没有能力重回增长轨道；美国经济增长步伐也比预期缓慢；安倍经济学没能拯救长期经济停滞的日本。中国经济增速放缓，这对大宗商品出口国和东亚国家有很强的溢出效益。英国脱欧和美联储即将恢复利率正常化也带来负面影响。

　　发达国家——

　　过度宽松不可持续

　　增长要靠结构改革

　　朴东炫：各国不应该进一步采取货币宽松政策，宽松的货币政策不会对实体经济产生实在的影响，只会让资产泡沫化。发达国家央行采取的量化宽松、负利率以及其他非常规扩张性货币政策，正在驱使短期资本流入新兴市场，导致金融市场的不稳定。这意味着扩张性财政政策将是提振经济短期增长的更好选择。遗憾的是，大部分国家公共债务高企，实施财政政策的空间不足。

　　迈克尔·斯宾塞：负利率政策是个坏主意。负利率没有促进增长，没有恢复投资，没有扩大消费需求，而且也没能消除通缩压力。目前通胀率处于目标水平之下，世界各国最好是集中精力在中期扩大需求，而短期内则不得不接受低增长。阻碍全球经济中期增长的最大问题是政策僵化和不确定性。

　　徐奇渊：欧洲央行在2014年6月启动负利率政策，在贸易等领域取得一定效果，但负利率最重要的两大目标，通胀率和固定资产投资，效果并不乐观。欧元区的通胀率水平仍远低于目标水平，市场对通胀的预期也进一步萎缩、恶化。当期的投资应当形成下一期的供给能力、提高未来的潜在增速，但欧元区的投资信贷和投资规模只有微弱改善，且实际投资规模仍大大低于危机前水平。2016年初欧元区的投资规模，比2011年同期低7%左右，比2008年同期则下降超过15%。三菱东京日联银行的研究结果显示，受制于日本面临的一些结构性问题，即使日本的负利率政策能够使实际利率出现下降（实际上这也不是必然的），日本的投资、出口、消费也难以出现明显改善。

　　格林别格：量化宽松的受益者主要是重量级的大银行，广大民众很难获得更多的资金。在当前这种不明朗的背景下，所有人都担心局势变得更坏，自然而然会减少花费、不敢投资。

　　日瓦丁·约万诺维奇：当今世界正在经历二战以来最为严重的一次全球性危机。这次危机是经济、金融、政治、安全和社会等多重危机的交织，因此危机解决之道也必须是多维度的，只在经济一个领域着力无法扭转这一轮颓势。这次危机已持续经年，主要原因就在于过去把大部分精力用在了经济领域，以为单纯通过经济手段就能摆脱危机。摆脱危机是一项综合工程，需要国际社会精诚合作。

　　卡洛琳·莱纳茨：短期来看，大量释放流动性可能会对经济产生刺激性作用。但长期来看，这却会阻碍经济复苏增长。过度的宽松不利于资源向优质高效的领域转移，让通过提高社会生产率来摆脱危机的愿望变得更加困难。长期来看，宽松的货币政策就像麻醉剂，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欧元区的问题。欧元区经济增长的最根本动力应该来自结构性改革，尽管我们都知道这十分困难。此外，还应该积极辅以其他适当的经济刺激措施，如“容克计划”以及积极的财政政策等。就像我们经常谈到的一样，“一带一路”能与“容克计划”实现对接，助力欧洲经济复苏。

　　二十国集团——

　　建设长效治理机制

　　加强国际政策协调

　　盛斌：世界各国需增强国际经济政策协调，避免以邻为壑的单边行动，利用二十国集团（G20）等机制凝聚共识，形成集体行动议程。首先是避免贸易投资保护主义，避免汇率竞争性贬值，避免通过不负责任的国内政策实现转嫁危机和损人利己的增长。其次是增强恢复增长的一揽子政策的相互协调性，包括货币、财政、汇率和结构改革政策。第三是保持各国宏观经济政策的透明度，增强沟通与对话，在必要的条件下实施市场联合干预和协调刺激政策。最后是密切关注宏观系统性风险、金融稳定与公共债务问题。

　　恢复全球增长既需要需求层的货币与财政扩张，也需要供给侧的结构改革。在使用非常规货币政策的同时，在可持续债务管理的前提下有效使用减税和开支扩张政策。单一政策无法化解当前全球经济面临的难题与困境，政策组合和国家间协调是非常重要与必要的。当前许多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出现孤立主义、保守主义和民粹主义的反全球化思潮，G20杭州峰会向国际社会传递了维护开放型世界经济体制的坚定信念，G20努力从危机应对机制转变为常态性的长效治理机制，提高工作效率，把行动议程落到实处。通过推动“创新增长方式”和“强劲的国际贸易和投资”议题实施，探索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新路径，提高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话语权。

　　徐奇渊：G20杭州峰会在多个方面推动各国政策进行协调。加强总需求政策，尤其是货币政策的沟通与协调，恢复全球外汇市场的有序状态。在结构改革方面，推动各国形成共识，并构建起激励相容的国际政策协调机制。此前，G20曾委托经合组织（OECD）研究了各国经济的管制程度。在去年的G20峰会上，OECD就此提供了一份详尽的研究报告。但是这份报告却遭到了很多国家的猛烈抨击——事实上，要对各个国家的结构性问题进行诊断和鉴定是很困难的。

　　G20是包括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平台，大家的对话和协调方式是平等的。要让各国都能够主动、积极遵循一定的协调原则，那么这种原则必须要对所有国家都有利，甚至对不同国家有利的程度也要有所权衡，要达成这种结果，困难显而易见，但这也正是努力的方向，也是为什么中国将“联动”“包容”列入杭州峰会主题的原因。

　　格林别格：金融行业已经过度发展，达到了危害经济的程度。金融本来应该是经济发展的工具，近30年来却成了经济发展的主导。脱离生产的金融交易过多，就会埋下超前消费的次贷危机的风险。当前，国际地缘政治局势也愈发有了“零和博弈”的紧张感。因此，各国之间的交流和协作显得更加重要，在G20平台上讨论如何应对共同的威胁非常有意义。

　　日瓦丁·约万诺维奇：这次国际经济危机是深层矛盾长期积累之后的大爆发，是资本主义经济系统性紊乱的表现，通过大量印发美元或欧元钞票只会使问题进一步累积，最终进入一条死胡同。G20杭州峰会为全球领导者提供了一个全盘思考安全与经济辩证关系的舞台，这次会议既是世界主要经济体对中国经济实力的认可，也体现出全球对中国继续为世界经济增长做出巨大贡献的期待。

　　中国经济——

　　经济结构日趋优化

　　助力全球经济增长

　　徐奇渊：在下调全球增长预期的同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将中国经济增速上调，反映了国际组织对中国稳定经济所做努力的肯定。作为全球第三大资本输出国、第二大经济体以及最大的制造业和出口国家，中国经济的稳定对全球经济举足轻重。中国经济虽然增速平稳，但经济的一些结构性问题和风险点也在逐渐显现，仍然存在一定的下行压力。中国既要推动供给侧改革，做一些必要的减法，同时也需要适度扩大总需求，做一些配套的加法。

　　朴东炫：亚洲开发银行对中国经济向更可持续增长模式转型相当乐观。中国经济正在走向软着陆，这是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的一部分。这种增长模式是健康和自然的，虽然速度放缓了，但更加可持续，也最符合中国、亚洲其他地区和世界经济的利益。

　　盛斌：中国进行的一揽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全球推进结构改革提供了很好的参考借鉴。中国的自主创新战略与政策为促进全球创新增长方式提供了新动能。“一带一路”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新型国际开发性金融机构为从发展视角促进全球经济复苏与增长提供了新路径。中国扩大进口、企业“走出去”与扩大对外投资、积极融入与构建全球价值链等，为其他国家提供了新的增长机遇。

　　迈克尔·斯宾塞：“一带一路”计划是一个好倡议。如果顺利实施，将会给许多国家带来利益，也将扩大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中国扩大国际投资是十分自然的事，如果是商业运作并管控合理，那既有利于中国，也有利于接受投资的国家。

　　格林别格：中国不但和许多亚洲国家一样，在制造业领域保持优势，还让世界看到了投资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带动发展的成功范例。中国对俄罗斯的启示是，着眼于长远的结构改革的同时，要将国家投资集中在基础设施等最必要领域。另外，中国也让世界看到了不是只有欧美式的社会模式和意识形态才能带来发展。中国的政治稳定局面和简政放权等改革措施，也为其他国家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日瓦丁·约万诺维奇：中国是世界上最有活力的经济体，很多人都相信，中国有望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中国崛起成为世界经济强国彻底改变了原有世界经济格局，这种深刻变化引起全球媒体的高度关注，但也不乏一些嫉妒的眼光，西方一些媒体刻意唱衰中国就是这种偏狭心态的反映。

　　西方资本主义一直难以走出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困境，中国的发展模式将为全球经济走上一条可持续发展之路提供借鉴。“一带一路”倡议主张合作共赢，为全球经济治理贡献了智慧，受到很多国家的支持与响应。客观来看，虽然中国经济增速有所放缓，但与其他主要经济体相比，中国仍是一枝独秀。中国正在进行经济结构调整，更加注重科技和环保，努力探索一条可持续发展道路。随着中国经济结构日益优化，经济增长模式不断创新，中国的经济发展前景将更加光明。

　　卡洛琳·莱纳茨：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在推动经济治理体系改革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并取得了一些成果。如呼吁IMF、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进行治理机制改革，推动IMF份额和投票权改革。中国还积极通过实践所倡导的国际金融新秩序，推动全球金融合作。中国不断推进的经济结构调整以及大众创新等措施，在实现自身经济持续增长的同时，也为全球经济增长注入动力。

　　（本报记者王如君、曲颂、吴刚、俞懿春、任彦、崔寅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