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火箭 300次发射的背后(讲述·特别报道)
——记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第一研究院航天人
本报记者 余建斌 刘涓溪 宋 宇 翁宇菲
编者的话
耀眼的火焰划破夜的寂静,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犹如一条巨龙,向着深邃的星空直冲而上……4月20日晚10时41分,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载着第四十四颗北斗导航卫星顺利升空,完成了长三甲系列火箭的第100次发射;此前,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完成了第300次发射。
从东方红一号、气象卫星,到载人航天、北斗组网、嫦娥探月,长征系列运载火箭搭载着人类探测太空的梦想,一次次飞向苍穹。1970年首飞至今,近50年的奋斗征程,长征人不辞劳苦,躬耕不辍,用一个个成果书写了中国航天实力。本报记者走进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第一研究院,用文字和镜头,记录这群航天人的追梦身影,触摸奋斗中国的有力脉搏。
“归纳起来6个字:欣慰,自豪,未了。”在航天一院总体设计部大楼里,我们见到了今年81岁高龄的龙乐豪院士,在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完成300次发射、长三甲系列火箭完成100次发射的时间节点上,现任长征系列火箭总顾问的他感慨良多。
早上8点和研究人员讨论技术问题,9点接受采访,9点半参加校企合作会议,11点开型号工作会议……龙院士的日程排得很满。对于长征运载火箭这个“老伙伴”,尤其是他跟了一辈子的长三甲系列,龙院士直言不讳:“我已从事航天工作近60年了,但它才刚进入‘壮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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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条件落后、缺乏研发经费,老一辈长征人在梦想与压力中前行
起步阶段,前进的道路总是艰辛的。
“那时候我国工业技术基础比较落后,又有外国的技术封锁,一切只得自己摸索。”1963年,龙乐豪从上海交通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总体设计部工作,从一个放牛娃到“总设计师”,他实现了年少时的梦想。
“早期的科技攻关,我们用了很多‘土办法’。”1975年,龙乐豪开始接触运载火箭。有一次,需要制作400多根氢氧半喷管。在没有降温炉的情况下,他和同事们直接把管子拖进厕所,放进水池里冷却,把男女厕所水池都占用了。还有一次,研究推进剂时,要用液氢液氧做扩散实验,但当时对试剂的沸点、密度等基本数据一无所知。他们只好把试剂一点点洒出来,用风向和风速测定数据。“如果一不小心把试剂溅在手上,手马上就会变黑、受伤。”龙院士回忆着过往艰辛,但苦中有甜。
“‘长征人’从不服输,一次不行,就再来几次;这个办法没成功,就想别的办法。”火箭研究领域首位女院士、长三甲系列火箭总设计师姜杰说,自己1983年进入北京航天自动控制研究所读研究生,1988年正式参加工作,没多久就参与了长三甲、长三乙、长三丙3个型号火箭的研制工作。“为了获得更多资金支持,发展长三乙、长三丙等重量级火箭,龙老带着同事、拿着图纸,就到国际市场上谈项目、找门路,硬是签下了4个订单。”
“这4个订单为我们提供了最初的研发经费,大家既兴奋又有压力。”长三甲系列火箭总指挥金志强回忆说,“因为当时有个附加条款——‘长征三号甲火箭必须首飞成功,否则合同无效’。”1994年,历时8年研制的长三甲火箭首飞即告成功,那一刻,龙乐豪院士挥笔写下:“一箭双星首飞传捷报,八年鏖战今朝定乾坤……”
“像我这样的‘长征人’,不过是第一代人的尾巴和第二代人的开头。长征火箭正大展宏图的时候,我已经是‘80后’了,还有很多未完成的使命……”因此,龙乐豪至今仍每天出现在办公室。“有人问我现在忙些什么,我说了12个字,‘保驾护航、谋划未来、提携新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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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箭发射如打靶,每次必须打十环,“长征人”用汗水和智慧闯过道道难关
“攀登科技高峰从来不易,航天科技的发展史本身就是一部困难史、高风险史。”金志强曾与龙乐豪并肩战斗,从龙老的言传身教中受益匪浅。“老一辈‘长征人’身上的韧劲儿特别值得我们学习,实际上,发射不论成功还是失利,每一次都不是徒劳。”
1996年2月15日,长三乙火箭在点火起飞后,撞在附近的山头上,星箭俱毁。从发射的喜悦到惨败的失落,不过22秒。“大家的情绪都跌到了谷底,有的抱头痛哭,有的相互安慰。”金志强说,大家马上决定放弃春节休息,投入到疑点梳理、数据分析工作中。“有的人累哑了嗓子,有的人熬白了头发,有的人彻夜不眠……”
这次失败仅仅是因为一个很小的元器件出现故障,但研究员们却提出了44项256条改进措施。一年半后,长三乙火箭第二次发射圆满成功。金志强感慨道:“‘长征人’承受了很多难以想象的压力,今天的成绩是他们用血和汗拼出来的……”
“历史上几次火箭发射失败的案例各个惨痛,现在仍历历在目。”姜杰说,早期的火箭发射因为技术“欠账”太多,出现不少“顾此失彼”的现象,长征团队暗下决心,必须提升火箭的可靠性。
每次发射几个小时前,各部门负责人都要做动员保证。回忆起当时所面对的质疑和压力,姜杰忍不住啜泣,现在仍感同身受。
在长三甲遥十火箭发射前,因为首次采用系统性冗余,加上研制周期紧张,工作出现了纰漏。“简单来说,就是在一个核心电脑上装的3个CPU无法正常运行。”姜杰说。
“这下惨了,火箭的研制进度摆在那儿,发射时间卡在那儿,如果不及时解决,就要影响整个任务进度。”姜杰回忆,那些天,每个人都24小时待在实验室,眼看交付时间越来越近,问题依然没解决……姜杰不愿放弃,她觉得现在不做技术突破,以后会更难。经历了无数次尝试,3个CPU终于进入了工作状态。
可没想到,距离火箭发射仅有72小时时,测试员又发现故障。姜杰立即带领团队连夜赶到发射场,又是36个小时不合眼的快速“抢救”。“原因终于找到了,由于大家把精力都放在技术突破上,却忽略了一个技术细节——少插了一股线路。”
“对火箭研发来说,坚守和创新都至关重要,但任何环节没做好,所有努力都会付之一炬。”戴着金丝眼镜,看上去恬静柔弱的姜杰,语气坚定地说:“火箭发射如打靶,每次必须打十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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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密度发射、高强度作业,奋力奔跑,发挥“螺丝钉”的最大效能
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第一个100次发射用时37年,第二个100次发射用时7年零6个月,第三个100次发射仅用了4年零3个月……接过“接力棒”的年轻一代“长征人”,面临着高密度发射的挑战。
瘦瘦高高的身材,简单清爽的寸头,身穿运动夹克和牛仔裤,戴着黑边半框眼镜,刘洋看起来和普通大学生差不多,很难相信27岁的他已经是长三甲系列火箭电气系统的总体设计师。
2012年,中国首位女航天员刘洋进入太空,看到这个和自己姓名一样的前辈在航天领域所做的成就,刘洋心中埋下了一颗筑梦航天的种子。
“从2015年开始,由于卫星组网、各国一揽子工程数量增多,火箭发射又进入一个高密度发射期,工作强度巨大。”金志强说。刘洋入职不久就感受到了这一点。他们常常一天工作12个小时,一年六七个月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刘洋笑着说,“西昌的太阳很毒,才3年,自己就黑了不少”。
负责生产计划调度的姜维也有相似的经历。在家、单位、发射基地之间来回穿梭,早已习以为常。“有一年父亲住院,当时我正忙,就没能回来看他。”姜维眼里泛着泪花,但他接着又说,“我们的工作任务密度高、强度大,必须有豁出去的劲儿。”
姜维说,有一次,火箭燃料加注后发现问题,需要工人们冒着吸入剧毒燃料剂的风险进入箭体、更换零部件。“工人师傅们没有退缩,令人敬佩,也深深地感动了我。”
如今,姜维作为生产调度,负责在各部门之间沟通协调,推进生产装配进度。从对火箭一无所知到对生产装配各个环节了如指掌,十几个日记本见证了他的成长。
今天解决了哪些问题?关键的缺项产品是什么?从参加工作起,姜维就养成记工作日记的习惯。姜维说自己要参与很多部门的沟通协调,必须要做到熟练、顺畅,“我把每个工作任务都在头脑中反复复盘,不断地累积经验。”
“老一辈人会带着我们看厂、研究、攻关,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也激励了自己。”工作中,刘洋不断积累专业知识,还主动学习火箭设计与技术迭代。
姜杰说,航天任务是一个特别讲究协同的工作,每个人都是长征征程上的一颗“螺丝钉”。其实,不论是耄耋之年依然在状态的龙乐豪,还是边工作边“充电”的刘洋,不论是在担任火箭总指挥的金志强,还是在生产装配一线的姜维,都在奋力奔跑,竭尽所能地发挥“螺丝钉”的最大效能。采访结束后,几位长征人又回到各自岗位,为下一次的火箭成功发射而努力工作……
本版制图:郭 祥
数据来源:本报及新华社报道
《 人民日报 》( 2019年05月08日 06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