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资管理转向集中式 国企高管推行职业化
银川国企通过改革破茧成蝶
本报记者 朱 磊
银川滨河黄河大桥是宁夏回族自治区目前最大的单体工程。
资料图片
2014年，宁夏银川市以先行先试的气魄，率先在国企改革上破局。清资产、清负债、清资金、清土地，组建大国资，推进人事改革……目前，通过改革，银川逐渐使国资管理由分散式管理向集中式转变（大国资）；国企高管由行政化任免向职业化聘任转变（去行政化）；国有企业由分类监管向非分类监管转变（取消分类监管），形成了国资委、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国有企业的三层架构，打开了银川国企发展的新局面。
注重顶层设计，“大国资”推动政企分开
2015年，银川市在全市范围内开展“四清”，即清资产、清负债、清资金、清土地，给国有资产来了一次彻底的摸底。
利益不清、权责模糊、管理混乱，在银川一些委办局都或多或少存在。“四清”工作，共清理出1600多亿元资产，其中非经营性资产200多亿元、经营性资产1400多亿元。清理资产，不仅仅是为了防止国有资产流失，更是为了组建大国资做准备。
银川市创新性地成立了三家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实现了国资监管从管人、管事、管资产向管资本为主的转变，形成了国资委—资本运营公司—国有企业的改革新模式。而“四清”之后的资产全部交给国资委管理，经营性资产注入资本运营公司，非经营性资产由国资委专项管理。
2014年12月，在银川城投、房投、滨投等二级公司的基础上，银川通联资本投资运营有限公司应运而生，正式肩负起了投融资平台和市场主体的职责。银川通联资本成立后，首先对原市国资委旗下的大部分国有产业资本进行了整合，形成了七大板块主营业务：投资融资、城市基础建设、公共交通运营、集中供水、书刊销售、燃气供应和文化旅游，实现了产业资本的汇集和融合，激活了国有资本的流动性。目前，银川通联资本有二级企业13家、三级企业60家，职工7482名，党员892名，已经成为银川市最大的国有独资企业和政府最大的投融资平台。
2015年通联资本以优质资产规模大、现金流量状况良好、财务报表质量优秀等优势，成立当年就获得了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公司评定信用级别AA+，被国外评级机构评定信用级别Baa3。这两项评级资质是银川市同类项中评级级别最高的，这是银川市乃至宁夏回族自治区当时国企的最高信用级别。
取消分类监管，激励国企业绩
银川市国企改革另一项重大突破和探索，是取消了分类监管模式，此举一出，同样让各界大为关注。
在银川市副市长郭柏春看来，分类监管在早期国有企业监管中就已存在，划分为亏损类、盈利类。对于一些亏损类的企业，主要采取财政补贴的方式，但由于这种划分阻挡了社会资本的进入，成为国有企业的一种独享方式，造成企业越来越像机关，经营意识日趋淡漠，机关化严重，人员越来越多，亏损额不断增大。一方面形成了财政包袱，另一方面则因财力有限，形成了供给缺口。
改变分类监管模式，吸引社会资本参与，近年来，银川市对这种早期的分类监管进行了改革，政府采取购买的方式，不但吸引了社会资本积极参与，而且国企、民企、内资、外资都可以参与，形成了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银川的自来水、民用燃气采取顺价销售原则，社会资本积极参与，不仅成立了合资公司，而且实现了自我盈利，保障了供给，减轻了财政负担。银川市中铁水务集团总经理谢军自豪地说：“早在2011年，银川市就启动了自来水改革，引入中铁一局，完全市场化了。现在，通过市场化持续经营，不但不需要财政进行补贴，减轻了财政负担，而且我们严格按照银川市供水规划制定企业发展战略，加大资金投入，确保城市供水质量。”污水处理行业则采取政府购买污水处理服务的方式，面向市场招标，不仅本地企业，外地企业也在积极参与。目前银川的污水处理行业既有国企，也有民企，既有国内企业，也有外资企业，通过竞标，不仅降低了污水处理费用，减轻了财政负担，而且引入各路资本，弥补了财政建设资金缺位的问题。
冬储大白菜更为明显，取消补贴后，社会资本积极参与冬季蔬菜供给，市民不仅冬季能吃上菜，还能吃上各种各样的新鲜菜；一些地区对公交行业也进行了改革，社会资本进入后，政府只对服务质量监管，运行也比较良好。
在郭柏春看来，国企首先是个企业，需要职业经理层来经营管理。以前国企的机关作风严重、行政化色彩浓厚，主要的根源在于企业高管的行政级别化。银川国企改革的另一项重大举措就是国企去行政化改革，出台了《银川市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职业经理人管理办法》，取消国企高管行政化级别、国家干部身份和行政任命方式，全面实行职业经理人管理制度，国企高管由行政化任免向职业化聘任转变。2016年，银川市已经有3家国有企业高管自愿申请辞去公职，转变为经理人。辞去公职的银川市产业基金公司总经理田友强表示，去行政化摘掉了级别“官帽”，转换了身份，完全按照市场规则去管理经营企业，既有压力更有动力，如果完不成考核任务，就会面临下岗。现在唯一的目标，就是想方设法通过有效投资实现企业利润最大化。其实，去行政化不但对于辞去公职的企业高管来说是一种压力和动力，而且对于一些新聘任的企业高管来说也是一种鼓励和认可。西部（银川）担保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石宗智说：“我来到国企后发现，自己是二等人，一些同行是有级别的，有些被歧视的感觉。现在，我们都是职业经理人了，同工同酬同考核，大家都是平等的。”
再比如，将国资委包括企业人权、产权、事权等30多项出资人权利授予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国资委评价国有企业的业绩，变成了使用一个效益指标考核所有企业，做到利润面前人人平等。
银川市国资委主任吴起认为：“这其实并非放弃了其他的考核，而是通过盈利的考核，促进其他的建设。”
通过唯一性的盈利指标考核，也变相促进了企业高管薪酬的改革。吴起说，在完成了既定的盈利目标后，企业高管可以拿到工资和年薪，如果没有达到，第一年降薪，第二年领导班子就要面临更换。“但如果企业不仅完成了目标，并且超额完成，多出来的利润，企业和股东按比例分成。”
管好看得见的手，用好看不见的手
政府调控这只看得见的手，如何与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相辅相成、助推经济？“要界定好政府的角色，政府首先是市场的监管者，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基础，也应作为市场监管者的首要目标。所以，政府发挥调控作用的渠道有两条：一是制定市场的监管规则，二是在市场中购买服务。制定规则进行调控是相对静态、稳定的，购买服务进行调控是动态的。”郭柏春认为。
一年多的改革，带来的效果是多方面的。最明显的一点便是国企做大做强了。其次，市场活跃了，遏制住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和“拐棍”的直接干预与分割，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初步形成了，各类投资主体纷纷前来投资，特别是在一些新兴产业领域里的投资，市场恢复了活力，产业结构也发生了改变。
民间投资热情被激发起来，政府面对市场，市场对所有企业一视同仁，去掉了“玻璃门”“弹簧门”，再加上行政审批体制改革所带来的行政效率提高，社会资本投资热情被激发出来。2016年1—6月份，银川市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40.2%，高出全国平均水平37.4个百分点。
在逐步厘清了政府、市场、国企三者的关系，明晰了在市场决定性作用的前提下政府调控作用的时机和方式后，犹如蝶蛹破茧成蝶，银川的国企改革，推动了整个实体经济的健康发展。
《 人民日报 》（ 2017年04月11日 13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