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国霖

本文作者刘国霖(上图)是一名八路军老战士，现居北京的刘老今年已是97岁高龄，当年在烽火硝烟的抗日前线，刘国霖亲身参与了对日本战俘的改造。刘国霖1918年2月生于广东顺德，青年时代在广州求学，1938年广州沦陷后，他辗转来到延安，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因为曾学过日语，被编入抗大三分校五大队敌军工作训练队(简称敌训队)，并跟随两位日本俘虏进行日语学习，之后再赴八路军军政学院深造。1941年5月，刘国霖被派到八路军前方野战政治部工作，之后又赴八路军129师政治部敌工部任职，主要负责日本战俘改造工作。在刘老的回忆中，我们了解到八路军在抗击日本侵略军的过程中，鲜为人知的改造日俘的情况。

八路军为日本战俘治病

“优待俘虏”不是口号

八路军有个口号叫“优待俘虏”。八路军对放下武器的日本士兵，不会加以歧视、侮辱，更不会杀掉他们，而是给予安慰、解释、教育，使他们逐渐认识到侵略战争的本质。特别是在当时极端困难的物质条件下，在生活上给予这些日军战俘超过八路军一般干部水平的物质待遇。

1938年以前，日本俘虏多数是负伤后被俘的，在缺少会说日语干部的情况下，大部分战俘是经过简单的宣传教育(如印些传单给他们看)，根据本人自愿，释放回去，也作为我军不杀俘虏的宣传员。只有少数俘虏出于种种动机(怕回去受军法处分，想看八路军是什么样的等等)，愿意留下来。这少数俘虏，实地看到了八路军官兵平等，军民团结，艰苦奋斗，看到我军干部对他们平等相待，使他们对日本军队动不动打耳光、侮辱人格的体罚有了鲜明的比较。加上阅读一些读物：例如河上肇著的《第二贫乏物语》、早川二郎的《唯物辩证法》，还有毛主席的《论持久战》等，他们逐渐建立起新的世界观。

最早在八路军野战政治部敌工部留下来的3名日本俘虏：前田光繁(杉本一夫)、小林武夫、冈田义雄，在新年联欢晚会上正式要求参加八路军。朱德总司令还上前和他们一一握手，并说：“我代表全军指战员欢迎3位日本青年参军。今天这3位日本青年参军，证明了八路军俘虏政策的正确。虽然今天只有3个人，以后一定会变成几十个人，几百个人。” 这3位日本战俘从被俘到参加八路军，时间仅有七八个月，思想已彻底转变，他们认为要使反战工作打开新局面，必须把更多日本战俘组织起来，于是在敌工部同志的帮助下，日俘的“觉醒联盟”成立了，这也是我军第一个建立的日本人反战组织。

1940年8月百团大战以后，日军俘虏越来越多，愿意留下的人也日渐增加。我到八路军野战政治部敌工部时，“觉醒联盟”已经有了约20名盟员。1942年2月反扫荡中，有一名从敌36师团工兵联队逃跑过来的日本兵，名叫斋藤米藏，那时日本兵主动投降是件稀罕事，当时《新华日报》当作一条大新闻发表。当时惯例，联盟对新来的日本俘虏都派有经验的老盟员去作详细了解。这些老盟员经历过日军的军队生活，对日军很了解，斋藤米藏说是自动投诚，经过老盟员三问两问，就漏洞百出，只好坦白交代他是日军派出的间谍，任务是伺机放毒，但过来之后，八路军对他态度很好，很有人情味，不像长官说的那样坏，决心不再干这伤天害理的事。问他毒药在哪里，他说偷偷扔到山上的荒野里了。他表示决心和大家一道反对战争。但后来，又发生了斋藤米藏偷窃手枪的事件，这说明日俘改造是项复杂而艰巨的任务。

八路军向日俘讲解宽大政策 沙飞摄

当了俘虏还要“花姑娘”

1942年的5月日寇开始了新一轮“扫荡”(日方文件称“十七春太行作战”)。我当时已到了太行第三军分区，5月21日下午，分区得到敌人开始进入根据地的情报，马上动员分散行动。到下良镇时，被告知当天清晨民兵经过激烈肉搏抓到一名日本兵，已交给了385旅安排在附近的侦察员，关在一口枯井里。我对他们说我是师政治部敌工部的干事，让他们把那俘虏带来见我。

过了一个小时，俘虏被押送过来。这个日本兵面目呆滞，下穿着日本军装裤子，上身穿着只有一只袖子的衬衣，一副狼狈相，这是我第一次遇到了“新鲜”的日本俘虏。往日学过的接待新俘虏的日语顺口而出：“你吃苦了！”这个日本俘虏一听我说日本语，立刻显出惊奇而又喜悦的表情说：“你会说日语！我和他们说什么也不明白！”我问他：“你叫什么？哪个部队的？”他用日本兵对军官说的敬语说：“我叫小西政贤，是ヨ部队的。”我还问他的名字用什么汉字，他用手指在掌上面比画，我才知道是个“贤”字。

我接着说：“什么ヨ部队，还不是36师团吗？你们师团本部不就是在潞安(今长治)吗？你不就是秋田县人吗？”小西政贤吃了一惊：“你怎么知道的？”“我们八路军里有许多日本人，你们36师团的被俘虏人中，秋田县人很多，我听你口音就知道！这样你就应该明白八路军绝对不杀俘虏，而且作为兄弟看待的。你放心好了。”他一个劲地说：“嗐！嗐！”他知道不会杀他，露出了很放心的表情。

“其实你也用不着逃跑，过几天你见到那些早就在八路军工作的日本人之后，如果想回去，可以放你回去。”

“我不想回去。回去会被送到军法会议受处罚的。”

这时我知道他肯定不会跑了，就让侦察员给他弄点面条和两个鸡蛋吃了。在我和小西政贤谈话过程中，许多当地老百姓听说“抓到一个日本鬼子”，都拥进院子里看热闹。到了下午四五点钟时，侦察员来找到我，拿来了一张小纸片，说是那个俘虏写的。我一看，上面竟用日文写着：“早先到院子里来的姑娘能借给我一晚上吗？”这简直把我的肺都气炸了，这个日本鬼子当了俘虏还想要个“慰安妇”！真想去揍他一顿出口气。我就把这情况向当地的吴县长汇报了。侦察员把小西政贤带了过来，吴县长手拿他写的条子，大声喝问：“这是你写的吗？”我用日语翻译。小西政贤一看这个形势不对，马上摆出立正的姿势答道：“是的！”

“混蛋！你知道你是我们八路军的俘虏吗？”

“知道。”

“当了俘虏还要找花姑娘，简直是死不悔改的家伙！全世界有像你这样的混蛋吗？你如果不悔改，我就把你按我们八路军的军法处罚你！明白吗？”我把预先想好的训斥他的日语一句句地说出来，我也不听县长说的什么，只一段一段地骂他、训斥他。我和县长两个人其实是各说各的。这个日本兵不懂中国话，吴县长不懂日本话，反正让他产生畏惧不敢胡来就行了。骂完之后，又把他交给侦察员看管。让战俘有用武之地

1942年5月反扫荡结束之后，6月初，我奉命返回129师政治部。带领觉醒联盟的日俘到主力部队如385旅和分区的主力团去教喊日语口号是我的一项任务。最早的口号是“老乡，缴枪不杀，举起手来，优待俘虏”之类。经过几年努力，许多部队的连排干部和一些战士都学会了。后来根据延安的指示，为了我方人员的安全，一般不在战斗中喊话，只是在战斗快要结束时喊，内容也有所改变：“你们被包围了，抵抗只是无谓的牺牲”、“八路军不杀俘虏，当作兄弟待遇”这两句改得非常重要。因为以前的口号太生硬，当了俘虏还要优待，满脑子受军国主义教育的日本兵，根本不能理解，徒增反感。后来经过修改的口号也是盟员们根据经验提出来的，效果好很多。

刘伯承师长经常阅读俄文军事著作，但手中没有中俄字典，甚感困难。部队缴获了一本《露和辞典》(即俄日辞典)送给他。释文许多都是汉字，多数一查就明白了，但还有部分是用与汉文意义不同的汉字或者干脆就是日文假名解释的，他就照样画葫芦用纸描出，过段时间，让警卫员拿到王堡(他住在邻村赤岸)来找我们问。一次刘师长看到我说：“刘国霖同志，你字写得太小了，我很费力气才看得出来，写大一点好吗？”之后他用右手拇指和食指比画一个圈。我这才想到，刘师长受伤只有一只眼睛，而且又是近视老花，顿时羞愧难当。

抗战期间，我军的刺杀技术，一直使用日式的。抗战初期，为解决白刃战难题，训练部门参考日军教程编写了《刺杀教范》。但光有这还远远不够，必须有实战练习才行。经研究，决定在觉醒联盟中选拔刺杀技术好的日俘去当教员，向部队传授到连排一级干部中，我带领他们去部队兼当翻译。我硬着头皮自学一遍《刺杀教范》，到司令部找个参谋先学了一阵，又找日本同志为我演练一下，弄清有关名词、口令的中日对照。1943年的夏天到385旅的连排干部刺杀训练班去时，受到部队的热烈欢迎，因为教员也是未来实战对刺的对象。通过“真正鬼子”的传授，战斗中刺刀见红时就有把握，不会吃亏了。

正在写传单的日本战俘

形形色色的日本战俘

细细回忆起来，日本战俘也是各具特点。山田一郎是一名日本军医，1910年生，1937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医学院，1939年5月随部队到中国， 7月，日军步兵256大队被我冀鲁豫部队在梁山一带歼灭，山田连同日军士兵5名同时被俘。这几名俘虏开始被收容到东明湖中一个小岛上，他们经过密谋，从湖中分散逃回对岸的日军据点，但因体力不支，回到岸上隐藏，几天后，除一个溺死，一人逃走外，其他三名日军再次被捕获。在我们的敌军工作干部的一再教育下，二次被俘的山田同意协助做些医务工作。后来他被送到太行区的129师驻地涉县的王堡村。

1940年4月，山田到了山西辽县羊角村八路军卫生部的医院做医务工作。当时的医院只有为数不多的医生，设备简陋，医疗器械异常短缺，卫生部长兼院长钱信忠同志担任内科医生，受纳粹迫害来抗日根据地的德国人米勒任外科医生。山田一郎因为毕业于著名的东京帝国大学医学院，很受欢迎，享受国际友人的待遇。尽管如此，他仍然伺机逃跑，甚至想盗取住院某干部的手枪，终因未找到适当机会而未果。1942年我到师敌工部以后，经常和他接触，慢慢成了朋友。后来他当上了野战医院的内科医务主任，1943年被接纳为中共党员。1944年，山田一郎被任命为野战医院的副院长，用的名字是白云。当时伤病员和老百姓都知道有个医术高明的“白院长”。战后山田回到日本，参加了日本共产党重建工作，曾担任东京佐佐木医院院长。1985年以后任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顾问。

1943年初，有一名从山西太原敌第一军军部对共调查班派来的名叫平田正则的人，来时带有身份证件、自卫手枪等，自称以前是日本共产党，不得已在日军工作，眼看日军大势已去，于是到八路军来投诚参加“革命”。他说一口流利的“京腔”(当然我也听得出他的日本人口音)，还带来许多日军“扫荡”根据地时抢到的马列主义书籍。他对我们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简直到了顺口就能道出的程度，俨然是一个“中国通”。经过部里研究，首长命我负责对他进行“优待”。每天给他吃大米饭，还有肉食或者鸡蛋，安排他一个人单独住在一个老百姓院子里，只让一些被指定的盟员和他接触。分配他的工作是提供一份详细的在山西的日本第一军司令部的组织编制。

有一次，我让平田正则写一篇关于日军如何派遣谍报人员以及由哪个机构负责的文件。他说那是“谋略课”或“特高组”管的，和“对共调查班”没有联系，而“对共调查班”只对根据地的一般政治情况和经济情况做些调查。过了个把月，他也就没什么可写的了，主动要求和其他日俘一块生活，不想享受特殊待遇。不出我们所料，真正与其他日俘一起生活，没过多久，他就食不下咽，但嘴里不说。这时，有个盟员接近他，也表示吃这样的饭菜受不了，背地里流露想跑回日军去，但又怕受军法处罚。这个“中国通”就对他说，回去绝对不会受罚，只要说出来是我平田正则让回去的就行。岂料这位盟员是位坚定的反战盟员，把事情往上通报，这个来参加“革命”的特务尾巴也就露出来了。

1944年夏天，有一天三分区送来投降过来的一个日本人和两个中国女人。这不是一般的日军俘虏，而是一个投降的日本宪兵。经过讯问，才知道他是太谷县的日本宪兵，名叫小林，两个女人是太谷县日本妓院“山吹寮”的两名妓女，其中一名是小林经常嫖宿的柳某，据柳某说，小林和上级闹矛盾，经过柳的鼓励而投到八路军，她自己也借此脱离妓院云云。柳某的日语相当流利，不同于那时代敌占区那种不中不日“你的大大的太君！”所谓“协和语”，能操正式的日语。他们所说是真是假，一时难以判断。

我除了表面上表示欢迎之外，将小林交给解放联盟的人去审查，把他和两名妓女隔离开审查。经过我几天的盘查，并未问出她们有别的动机，就先把一名女子打发到她想去的地方(敌占区)。而柳某则称她弟弟是八路军，受弟弟影响，才把小林带出来，不愿回敌占区去。我搜查她带来的物品，发现除了一些日用品之外，带了几十个安全套，我问她到根据地还带这些东西想干什么，她竟说“我们这些‘行业’中人安全套是要随身带的，是防病的需要！”这种物品，在敌后根据地里，根本就没有，除了在城市里生活过的人，很少有人看见过，为“安全”计，我把它没收了。

几天之后，解放联盟支部的组织委员告诉我，他们认为小林所供认的事实看不出有什么可疑之处，也就是因为日军内部矛盾而逃跑来的，但小林却提出要求和那柳某同居。我当面质问他：“你知道你自己是什么身份吗？明白告诉你，日军侵略中国，你到这边来，不管你什么动机，也是个俘虏，世界上有当了俘虏还要个妓女陪伴的？你真糊涂！那柳某由我们处理，你要和解放联盟的盟员好好相处，学习他们的反对侵略战争的榜样……”小林终于低下头来连说：“嗐！嗐！”再也不敢提那个荒唐的要求了。

一些日本战俘告诉我，日军士兵任何时候外出必须由班长检查每人身上是否至少带有3只安全套，这成为制度。这个宪兵小林的到来，使我更具体地了解日本侵略者为了鼓舞“士气”，怎么把部队培养成野兽的罪恶。小林后来也没有什么值得记述的表现，最后和其他战俘一齐被遣送回日本了。柳某后来向我表示坚决参加抗日，决心改造自己。我安排她去当见习卫生员，离开了师部，我也没有再打听过她的下落。

日本战俘遣返

在日本宣布投降后的日子里，太岳区、冀鲁豫区、冀南区等地陆续送来日俘，还有投奔解放区的日军人员和日侨，在邯郸以北数公里的一个村子集中等候遣返。到1946年夏天，经过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的安排，这批日本人由我带领，交由河北元氏县国民党军队转送，经葫芦岛遣返日本。

我在元氏车站将日本人名册交给国民党军时，他们查点了人数。分别时这些日本战俘鱼贯登上敞篷车厢，许多和我相处多年的老盟员一个个紧紧握着我的手，激动地挥泪依依作别。

据我所知，八年的抗日战争中，被我们八路军俘虏的日本官兵约2000多人，1944年成立“解放联盟”时，盟员达到300多人。在中国抗日战场上发生的这段历史，有人评价“这是一个帝国主义侵略国的国民，因为反对本国政府的侵略行动，而站到被侵略国的国民立场上和他们在一起与本国的侵略者做斗争的光辉行动，这种事例在世界历史上是罕见的。”经历了具体的日本战俘改造工作，我对此深有同感。(感谢张翔先生对此文的帮助)来源：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