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底，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经达到1.94亿，2013年底将突破2亿。作为“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地区之一，北京市户籍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经达到262.9万，占总人口的20.3%。到2040年，全市老龄人口将达到560万。

　　北京市于2009年提出“9064”养老服务新模式，即到2020年，90%的老年人在社会化服务协助下通过家庭照顾养老（即居家养老），6%的老年人在社区养老，4%的老年人入住养老服务机构，逐步建立集中照料服务与社区居家服务互为补充的养老服务体系。

　　今年重阳节是全国首个法定老年节。节日前夕，京华时报记者深入社区村镇，探访各类养老机构，分别关注居家养老、社区养老、机构养老这三种养老方式的现状和存在问题，并问计专家学者和官方人士，以期探寻解决之道。

　　机构养老

　　或等待百年或月花数万

　　截至2013年1月，北京市各类养老机构共有床位9万张，预计到2020年，全市将建成16万张养老床位，这一数字远远不能满足全市老人的需求。与此对应的另一组数据是：目前全市养老床位平均使用率只有60%，有的民营养老院空置率达到90%，存在服务水平高低不同、养老设施分布不均衡等问题。京华时报记者在探访中发现，在北京最热门的养老院，想要排到床位要等100年！而在一些高端定制的养老机构，安享晚年每月大概需要花费3万至5万元。

　　□案例1

　　5000多人排队床位难求

　　家住石景山区的高女士家里最近面临一个难题，70多岁的爷爷瘫痪在床，全家人出动轮番照顾，但毕竟精力有限，情急之中，她想出一个主意：把爷爷交给养老院照料。

　　高女士首先想到的是著名的北京市第一社会福利院，拨打电话两三次都没人接听，高女士在“一福”网站上看到，拥有1100多张床位的“一福”简介中明确表示，主要接收国家优抚老人，需要照料的离、退休老人，归国华侨老人。“听同事说，在‘一福’，老人的房间布置得特别温馨干净，书画室、康复室什么的都有，觉得自己找对了地方。”就在高女士觉得这事儿“妥了”的时候，她被告知在“一福”登记排队的老人有1万多人，现在开始排队大概要等100多年！

　　随后，高女士联系了另外一家堪称示范的养老院：

　　四季青敬老院。工作人员告诉她，两人间收费分几档，其中较低一档的床位费、伙食费、服务费加在一起是2500元。该院一共756个床位，排号的老人有5000多位！

　　高女士问：按照现在每年新入住几十位老人的速度，5000多名老人还不得等上50年100年？“照目前这个情况，您爷爷恐怕等不到床位。”工作人建议高女士联系其他敬老院。

　　□案例2

　　1000多床位100多人入住

　　眼看爷爷入住公立养老院无望，高女士将目光转向私立养老院。她走访了昌平区立汤路附近的一家私立养老院，这家养老院隐匿在一片杂乱无章停放的车辆中间，由于去的当天阴有小雨，尽管是正午，高女士进入养老院楼道时仍感觉阴森昏暗，用她的话形容，“整个墙壁都是凉的，看不到生气”。院区几乎没有绿地，没有健身康复设施，没有公共空间。这家养老院在网上报价为床位费1000元、餐费700元、服务费300元。全院有将近600张床，目前只有不到60人入住。

　　除了这种类似“大杂院”的养老院，部分私立养老院收费适中，环境也好，却同样不受追捧，高女士称“算不过来这笔糊涂账”。

　　根据高女士的指点，记者昨天走访了位于昌平区沙阳路的一处中高档养老机构，电话咨询时，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两人间一张床位是1200元，伙食费600元，服务费300元。记者赶到这家养老院，入眼的先是几十米宽的一片银杏林，穿过林子是一片温室，老人们吃的蔬菜据说都来自这里的绿色种植，园内有湖，湖边有多栋别墅，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就是养老院。

　　在工作人员带领下，记者参观了一套75平米的两居室，室内有一卫生间，再问及收费时，工作人员报出“一次性缴纳60万”的价格。原来，这里的养老院有多种租住模式，如果按月收钱，这套房子所有收费在1万元上下，而园区特别推出“60万元住30年”的模式，可以全家入住养老院。记者在一张密密麻麻的收费表上看到，一共有近十种房型可供选择，每种房型又有多种支付方式，比如10万+1000元/月/套的小一居，30万+6000元/月/套的大一居、140万住30年的四居室等，再加上膳食费、护理费、通讯费、暖气费、医疗押金、入住设施费、水电费，这笔账不带个计算器还真算不明白。

　　据了解，该养老机构可接纳1000多名老人，目前只有100多人入住。

　　□案例3

　　最低收费标准每月9800

　　随着养老需求走旺，近两年北京出现了一些定位于“高端养老”、价格不菲的养老院。北京双井恭和苑老年持续照料生活社区就是其中代表。

　　这家养老机构位于双井桥东北角、乐成中心北侧的黄金位置，养老院有5000平方米的精致绿地和各种活动设施，从网站宣传图片上看，进入这家养老院如同进入了一个私人大公园。区别于其他养老院先咨询老人的情况，这家高端养老中心的工作人员提出让高女士听一下报价再咨询。尽管好的条件必然会匹配较高的收费标准，但工作人员报出的“最低价格9800元”的收费着实让高女士一惊。

　　工作人员告诉高女士，这9800元是一间30平米的房间，是这家养老机构最小的房间，包含了吃住和基本医疗的费用，如果老人不能自理，还需要增加护理费，这护理费是按照养老院给老人基本情况的评分“按分收费”。

　　“价格实在太高了，相当于每年十多万，要住到单间套房里，每年要在这里花四五十万，简直是天价。”高女士说。

　　专家解读

　　市场资源配置畸形是问题根源

　　一边是一个床位要等100年，另一边是养老院空置率高达九成，有专家表示，这一系列夸张的数字背后，反映的是养老市场资源配置的畸形，是养老机构服务参差不齐的体现。

　　中国人民大学老年学研究所所长杜鹏表示，公立养老机构和民办养老机构职能应有所区分，前者主要起到保底作用，保证三无、低收入老人在需要的时候有地方可住，民办机构则主要面向市场上的各种需求，“一些条件好的老人希望住更好的养老院，也就催生了这方面的市场。”

　　北京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此前表示，北京的养老机构主要是按照低、中、高三档建设，各自比例分别为养老机构总数的30%、60%和10%。城区主要以中、低端护养型养老机构为主，郊区发展中、高端的养老机构，“但低档并不是服务层面的低档，而是指其价格能让普通市民接受。”

　　该负责人说，低端养老机构将由政府加大投入，满足普通家庭老人的基本养老需求，主要针对半自理和不能自理的老人；中端养老机构在政府扶持同时引入社会资金，保障舒适型的床位建设；高端养老机构主要引入社会资金，针对收入较高的老人的个性化需求建设，政府也将在数量上予以控制。
   社区养老

　　部分托老所日间照料功能虚设

　　社区托老所是近几年兴起的“居家式社区养老”新模式，也被视为北京居家养老体系的重要支撑之一。相较于养老机构，社区托老可以让老人居住在熟悉的生活环境里；相较于纯粹的家庭养老，老人又可以享受更多专业人员的服务。2010年开始建设的北京社区托老所，一路走来其实并不顺利。起步时的“急行军”，使得托老所最初设定的日间照料功能，在大部分社区未能正常发挥。而其后天发展也因政策缺失，遇到注册、场地、补贴等诸多问题。北京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昨天在接受京华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北京市近4000家托老所中，确实有相当一部分是“空壳”托老所，没有实际的服务内容。

　　□案例1

　　日托型：老人白天住晚上回

　　位于朝阳区麦子店霞光里社区的托老所，是北京开展日间照料服务较好的一家托老所。目前，托老所里住了18位老人，基本上是生活能自理的老人。白天，老人们由托老所的专车接到托老所，晚上再坐专车回家。

　　日托所创办人芦少华介绍，托老所的场地由麦子店街道免费提供，所以托老所的定价不高，一个月托老费用为每人1200元，老人一日三餐都包，托老所还设有活动室等。

　　80岁的高老太太在霞光里社区托老所已经住了一年多了。她说，自己一个人住，孩子们有工作有子女，平时要上班，只是周末来看她，岁数大了，她做饭也不方便，就干脆住进了托老所。

　　“来托老所还能跟大伙聚在一起聊天、打牌，有什么不开心的，跟别人说说也就好些了。”老人说，托老所就在社区，周边都是老人熟悉的环境，她觉得，这个托老所就像个温暖的家。

　　芦少华在建外街道也开设了一家托老所。这家托老所最初也是提供日间照料服务，“有不少老人因为家里没人照顾，希望常住。”托老所负责人芦少华说，后来托老所就适当转型，不仅为老人提供日间照料服务，也可以全托。

　　芦少华告诉记者，建外街道托老所的场地也由街道提供，水电费也给予了优惠，所以即使是全托，老人每个月费用也只有1500元每月，“街道给我们免费提供场地，让托老所省了房租，我们也要回报社会，收费肯定不会定价太高。”

　　□案例2

　　全托型：招失能半失能老人

　　成立于2010年的松龄爱老家园社区托老所，最近刚刚搬到了丰台马家堡嘉园一里社区。这是托老所第三次搬家。

　　托老所主要接收不能自理或半自理老人，搬家对托老所和这些老人来说，是双重的折磨。“这次算是安定下来了。”托老所创办人翟长宝说，之前托老所一直都是租房运营，光房租每年就得10万多，“房东一不愿意租，我们就得搬家。”

　　后来马家堡街道终于给翟长宝找到了一处平房，“象征性地收一些房费，但比我租民房便宜多了。”翟长宝在这块场地上建成了一个有25张床位的托老所。

　　新建成的托老所掩映在一片杨柳叶中，仿古的大门让托老所别有一种幽静，院里面则是阳光房式的庭院。老人们在庭院中喝水、吃饭、看报、散步。

　　“我喜欢这里，干净，环境也好。”老人康秋香说，她找了六七家托老所，但环境卫生都觉得不太好，后来找到松龄爱老家园，“第一眼就看中了。”老人把自己最爱的十字绣也带到了托老所，闲暇时就坐在小庭院里，绣上几针。

　　老人说，这里的护工服务也好，经常问老人爱吃什么菜，然后给做，有些老人自己不能吃饭，护工会挨个给喂饭，“我刚来时不习惯他们很早就做清洁，跟他们一说，马上就推后了半个钟头。”

　　托老所负责人高婷婷说，松龄爱老家园里目前住了8个老人，配有5个护理人员和一名厨师，“托老所希望能够为老人提供温馨的家庭式养老服务”。

　　□案例3

　　辐射型：依托托老所上门做服务

　　以托老所为依托，由专业的人员上门为老人提供专业的康复护理服务，这种为老服务形式，使得托老所不再拘泥于床位限制，让更多的老人能够享受到专业服务。

　　作为一家专业的康复护理机构，青松居家康复护理机构在北京各个社区建设有50多个托老所，这些托老所多只有三五个床位。

　　青松居家康复护理机构总裁王燕妮介绍，社区里的场地有限，能够提供的床位也有限，如果仅仅局限在托老所，那么能接受服务的老人就会非常有限。所以青松依托的模式，除了依托社区场地承建托老所外，更多的是将康复护理服务送到老人家中，这些康复护理服务包括助浴、消毒、清洁、肢体康复锻炼、语言康复锻炼等等。

　　“我们只是把托老所当做一个工作站点，工作人员以托老所为驻点，为社区里的老人提供上门服务。”王燕妮说，青松提供的服务不是替代性的服务，而是专业的肢体、语言康复等服务，经过这些专业的康复锻炼，患者的生活自理能力、肢体能力等都可以一定程度上得到恢复。据了解，青松的收费也会根据老人的病情、提供服务的种类等来确定。

　　目前，青松在全市1000多个社区开展康复服务，覆盖11万多名老人。得益于这种服务方式，青松的专业康复人员摆脱了场地限制，而是能前往任何地方，为有需要的老人服务。

　　□专家解读

　　正常运营托老所不足1/3

　　2009年底，北京市提出“九养政策”，其中一项就是要在城乡社区（村）建立托老所。按照当时的设想，托老所设置有一张或多张床位，为老人提供日间照料服务。政府希望借此能解决社区老人的照料难题。2010年，全市各街道、社区的托老所如雨后春笋般相继成立。到当年4月，全市托老所的数量，已达到2484家。但这些托老所并没有发挥预期的作用。

　　东城一家社区托老所负责人告诉记者，托老所只有一个床位，没有专业人员，不能自理的老人根本无法得到照顾。

　　据了解，当时按照要求设立一张或多张床位的托老所，床位后来要么撤掉，要么空置，其中朝阳区480多家托老所中，至少有2/3的托老所没有床位，能够正常运营的不到1/3。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坦言，4000家托老所中，确实有一部分是空壳，没有服务内容，没有面向社会运营。
    “急行军”引发的后患

　　托老所之所以名不符实，在一名基层民政工作人员看来，是因为“托老所当初提的建设目标有点急”。

　　这名基层民政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九养政策”是2009年底提出，2010年开始建设托老所，最初提出的目标是3年内在全市社区全覆盖，但不久就要求各个街道社区在当年“五一”前实现全覆盖，导致很多社区盲目建设托老所。为了应付检查，很多社区临时找出一间房屋摆了一张床充作托老所，等检查期一过，这些所谓的托老所又恢复了原状，“至少有一半以上社区的托老所是应付、摆设。”

　　而另一个尴尬的现实是，从托老所开始建设到现在，一直没有相关的标准和规范。“托老所应该建成什么样，多大面积，应该符合什么样的条件，要配备哪些设施、风险如何防范、专业护理人员培训等等，都没有明确。”这名工作人员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托老所的完善和发展。

　　由于缺乏相应的政策规范，托老所的注册、场地、补贴等问题迟迟未能解决。

　　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证实，由于街道、社区的房子有限，很多托老所多采取租赁的方式，“这也是现在托老所运营中比较常态的方式。”但租房的支出，对于本就微利或亏本经营的托老所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社区养老设施用地有了硬性规定

　　托老所最难解决的场地问题，或有望于今年得到解决。日前，国务院下发《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意见》），明确提出各地新建城区和居民区，养老服务设施要按人均用地不少于0.1平方米的标准建设，老旧小区也要通过购置、置换、租赁等方式，在限期内达标。

　　北京市副市长戴均良日前表示，北京市目前正在制定贯彻落实国务院意见的相关文件。北京即将出台《关于加快推进养老服务业的意见》和《关于养老机构建设的若干意见》两个文件，要求新建社区必须有专门的养老设施，如托老所等，老的社区可以通过挖潜、置换、购买等方式，配套新的服务设施。记者了解到，这两个文件近期即将下发。

　　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北京的很多新建小区实际是留出了相关的配套设施用于社区服务的，但由于谁来管理没有明确，以致很多设施被建设成了别的场所。他表示，今后本市将逐步明确由民政部门来接收并负责管理小区这些配套设施，真正地把这些设施用在社区养老和服务上，“这些设施将是托老所建设的一个很大保障。”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目前床位空置或撤掉的大多是街道或社区自办的托老所，而交由社会力量运营的托老所，基本都还在运营，多个托老所已实现微利经营，如松龄爱老家园托老所、朝阳区麦子店的日托所等。

　　据了解，2009年底提出的“九养政策”，也提出托老所的创建可以有两种形式，一是街道、社区可利用社区服务中心等场所来建立托老所，二是可与养老机构或企业、民办非公组织等合办托老所，即社区出场地，交给专业的社会力量来运营。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下一步，将在空壳托老所中引入专业的社会力量，真正面向社会提供老人们需要的服务，“引入的社会团队一定是要面向社会的，它们可以是政府专一专业的人员，但更多的将是社会团体、社会组织和企业，个人、家庭也可以开办小微型的托老所。”

　　居家养老

　　居家养老有本难念的经

　　受传统观念等因素影响，居家养老仍是我国目前最普遍的养老方式。在北京，大约90%的老年人选择居家养老。记者在探访中发现，部分老人因病致贫，老年生活面临诸多困难，他们期待国家政策对低收入人群有更多倾斜。社会热议的“常回家看看”入法，目前看来并未对那些空巢老人的生活带来多少变化。

　　□案例 1

　　看病花光老两口退休工资

　　2005年，在地铁工作的张万荣退休了，这原本是件好事，可退休不到一周，她母亲的腿摔折了，需要马上做手术。正当张万荣手忙脚乱在医院照顾母亲时，丈夫韩志嘉又查出患有尿毒症，一时间，张万荣觉得自己的天塌了。

　　由于女儿从国外回来不久，刚找到工作，还没有稳定下来，照顾母亲和丈夫的责任全部落到了张万荣的头上。那时她和丈夫的退休金加起来约3000多元，而丈夫做透析和看病的钱每月就需要6000元，巨额的医药费使他们雪上加霜。因住不起医院，他们选择在家养病，自己购买医疗器材，张万荣负责给丈夫打针。“我哪会打针啊？自从老伴病了，我就变成了半个小护士。”

　　张万荣说，丈夫退休前是一名老师，有医保，但只能报销部分药品。“但架不住药品样数多，用药时间长，靠退休金根本无法承受，靠的都是家里以前的积蓄。”每逢学校放假，是老两口最困难的时期，这意味着3个月的医药费不能报销，要等到学校开学，才能有钱看病。这些年，老两口把所有的积蓄都花在看病上。

　　老来因病致贫，韩志嘉深有感触，他说，国家应加大对养老服务的投入力度。“国家规定对教育的投入应占国民生产总值的4%，但养老服务应投入多少，没有明确规定。”韩志嘉表示，随着社会“老龄化”问题日趋严重，养老问题刻不容缓。

　　□案例2

　　半路夫妻盼儿女回家看看

　　李力今年75岁，两任妻子因病去世后，李力遇到了比自己小21岁的王永梅，两人的婚姻也得到了双方子女的支持。但随着两位老人年龄的增长，两个孩子回家看父母的次数却越来越少，甚至连电话也很少往家里打。

　　李力说，他女儿和他之间有个打不开的心结，女儿和自己的第二任妻子感情很好，但第二任妻子因病去世后，女儿非常难过。后来，女儿有了自己的家庭，回来的次数越来越少。“我和她上次见面，还是在今年五一，其实我很想让她回家看看，哪怕不买东西，跟我一起聊聊天也挺好。”

　　每次李力给女儿打电话，女儿都以自己工作忙为由，不回来看他。“有时候，我打电话说去给她们做顿饭，可还是被拒绝。”多次被拒绝让李力伤心了，他希望在他还健康的时候，一家人一起享天伦之乐。等他哪天病了，再和子女在一起，就成了给子女添麻烦了。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妻子王永梅身上，王永梅离婚后，一直带着儿子生活。后来儿子要结婚，王永梅把自己通州的房子送给儿子当新房，儿子却要求住王永梅的老房子，王永梅没有同意。儿子就开始疏远她，甚至从来都不回来看她，连个电话也没有。老两口在伤心之余，还是盼着子女们能回来看看他们，他们甚至为子女租了一个四室两厅，希望子女们常回家看看，但子女们依然没有来。

　　李力表示，虽然“常回家看看”已经写入法律，但对于他们家来说，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并且他们也不希望孩子是因为怕违法而回家看看，那意味着他们和子女之间毫无感情可言。他们真心希望子女是发自内心地关爱他们，这才会让自己感到温暖。

　　54岁的王永梅身体健康，对于养老这个话题，她有自己的想法。她建议建立一种新型养老模式，由政府牵头，让年纪相对较小的老年人照顾社区里年长的老年人，免费当义工帮助他们，并在社区建立一个养老义工服务档案。社区按照义工工作的时间长短，让他们今后年老时兑换相应的养老服务内容。记者陈荞 韩旭 刘雪玉 实习记者 樊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