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品出厂价格已连续33个月下降，2015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也可能出现负增长。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姚景源认为
通缩压力不得不防（经济大势）

 

    本报记者　朱剑红　陆娅楠

　　目前我们还没有陷入通缩，必须正视通缩的危害

　　记者：去年，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持续回落，截至11月，工业品出厂价格（PPI）已连续33个月负增长。不少研究机构发布报告称，“中国陷入有史以来最严峻的通货紧缩局面”。事实果真如此吗？

　　姚景源：经济学界普遍认为，当CPI连续3个月以上或连续两个季度出现负增长，可以认定为出现通货紧缩，简称通缩。从目前的数据看，我们还没有陷入通缩。不过，2012年下半年以来PPI持续下降，2014年11月CPI只有1.4%，2015年CPI有可能出现负增长，因此，我们确实要高度警惕通缩压力。

　　记者：有人认为，通缩意味着物价持续下跌，买什么都便宜了，是件好事。

　　姚景源：通缩可不是好事。表面上看，商品价格便宜了，生活成本更低了。但是，物价回落会影响投资与消费预期。企业产品价格下降，预期收益减少，投资就会相应减少，就业就不会增加。消费者习惯买涨不买落，都等着买更便宜的东西，就会导致消费萎缩，企业产品就会积压、滞销，进而影响企业运转与员工收入。

　　收入下降、大量失业、负债提高、财富缩水……这些都是通缩的危害。1929年至1933年美国经济大萧条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通缩，日本长达20年的经济停滞也是通缩。我有位朋友去年去日本旅行时，特意去了20年前留学时常去的一家面馆。没想到同一款拉面的售价与20年前一模一样，还是680日元。乍一看物价一直没涨是件好事，可日本人的工资收入也20多年没涨，生活水平一直停滞，这不是好事。不消费、不生产、不投资，经济活动就停滞了，怎么能奔向全面小康呢？

　　当前通缩压力更多的是“三期叠加”的结果

　　记者：观察近年来的中国经济，与通胀相比，通缩不算个热词。我们当下面临的通缩压力与过去的通缩有何不同？

　　姚景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1998年至1999年、2002年、2009年出现过三次通缩，主要是受到外部冲击或突发事件的影响，导致出口急剧下降，加之内需不足，国内产能过剩，就出现了通缩。当时我们通过加大基础设施投资，等待外部形势好转，经济很快恢复了高速增长。因此，这几次通缩都很短暂。

　　但当下的通缩压力与以往不同。虽然也受到出口不足的影响，但更多是“三期叠加”的结果，是过于依赖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结果，是经济结构不合理所累积矛盾的集中爆发，更是我们步入新常态后不得不解决的问题。

　　应对通缩压力，靠加大投资、放松货币的老方法行不通

　　记者：既然通缩压力的成因与以往不同，那么我们该如何应对当前的通缩压力呢？

　　姚景源：与通胀相比，我们面对通缩的年份较少，对通缩的影响还不够重视，应对通缩实际经验与调控手段积累都相对不足。其实，经济增速换挡期的主要风险不是通胀，而是通缩，更应关注的是下限。所谓底线思维，就是要防止通缩。由于当前通缩压力主要来自于“三期叠加”，靠过去加大投资、放松货币的老方法进行调控是行不通的。要避免出现通缩的局面，还是要在转方式、调结构上下功夫。

　　在供给层面，应当加大力度化解产能过剩，不妨多采用“走出去”的方法。过去我们化解产能过剩，特别强调“淘汰”与“整合”，在“转移”上下的功夫不够。现在应该把视野扩展到国际上，利用“一带一路”，更多地运用“转移”的方法。以高铁“走出去”为例，就能带动上游钢铁、电子、有色金属、装备制造的产能消化。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的招商引资既实现了自身经济腾飞，也为发达国家化解产能过剩做出了贡献。现在也是同样的道理。加大“走出去”力度，既有利于我们调整结构，也有利于当地发展。我国现在拥有3.89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拥有一批装备技术水平一流的企业，我们有能力、有条件支持企业“走出去”。

　　记者：在国际市场复苏仍不确定的情况下，如何通过拉动内需来抵御通缩压力呢？

　　姚景源：首先，应当促进房地产行业平稳运行，这对稳定宏观经济很重要。房地产行业链条长，上下游关系到钢铁、水泥、家电、家具等诸多行业；房地产行业创造就业也多，跨省流动的男性农民工有一半是在建筑业就业。因此，要防止房地产市场大起大落，促进其平稳回归到常态。

　　其次，拉动工业投资。在目前产能过剩情况下，怎样拉动工业投资需要有政策。比如，能不能利用加速折旧这个全局性政策。如果能把机器设备的固定资产折旧期从10年缩短到6年，就等于是为企业进一步减税减负，可以提高企业投资积极性，拉动装备制造业和上游原材料业的增长，也可以带动装备制造业从中低端向高端升级。不过，加速折旧如今遭遇了产能过剩与通缩压力。为了消除企业资金上的顾虑，国家不妨借鉴上世纪80年代的企业技术改造贴息政策。企业加速折旧的银行贷款利息由政府出，形成企业愿意贷、银行敢放贷的局面。如果我们用3年时间使制造业的装备水平迈上一个新台阶，当世界经济走到一个新的发展周期时，中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也将更强。

　　再次，要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我国中西部与东部、农村与城市的基础设施差距还很大，需要补齐短板。

　　此外，还要通过改善民生来促进消费。要通过提高收入水平让百姓有钱花，能消费；要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让百姓没有后顾之忧，敢消费；要完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让百姓放心消费；还要大力发展电子商务，让百姓方便消费。

　　确实有可能面对通缩局面，但也不必过分紧张

　　记者：看来，防止通缩，实际上就是防止经济失速。新常态下，拉动投资与刺激消费与过去有什么不同吗？

　　姚景源：根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消费要发挥稳增长的基础作用。我国有13亿人口，是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市场，这是我们得天独厚的增长空间，也是转方式、调结构的有利条件。而且我国东中西部发展不平衡，城乡差距还很大，说明我们的发展潜力与增长空间很广阔。不过，今后我们的消费不再是模仿型排浪式消费，而是个性化、多样化的消费。要让消费品市场更有生机，政府就不要过多干预，应当尽早清理各种约束性文件、行政审批和地方保护，要相信市场、相信企业，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

　　投资要发挥关键作用。在外部市场不确定，拉动消费无法立竿见影的情况下，投资还应有所作为。按以往规律，投资总额中30%的钱会形成消费，因此投资与消费也密切相关。但是，这一轮投资必须要伴随投融资体制改革的全面深化，基础设施投资的主体应从地方政府转为企业。

　　在目前产能过剩、外需不确定、内需不足的情况下，我们确实有可能面对通缩局面，但也不必过分紧张。2014年底，国家发改委集中批复了35个基础设施项目，上万亿元的基础设施建设为今年稳增长打下了基础，只要我们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部署，踏实落实五大任务，依然能保持经济平稳运行。

    《 人民日报 》（ 2015年01月05日   17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