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主按：一个家族的苦难史，何尝不是一部民族的苦难史；作家章德宁笔下这位杨家的母亲，何尝又不是我们自己的母亲！这样的母亲虽驾鹤西去，却永远活在了我们的记忆中。】

 

 

（作者 章德宁）

 

 

一

 

母亲姓杨，离开我们13年了。

母亲很漂亮。小时候，我和姐姐爱翻看她的旧时照片。她年轻时烫发，多着旗袍，面目姣好，身材出挑，不输30年代的电影明星。即便后来身着列宁装，并且洗得发白，人堆里也能显露出与众不同的高雅夺人气质。女孩儿家最爱漂亮，我和姐姐自叹都不如母亲漂亮。

人们说，重点大学里（譬如北大、清华）女生少，漂亮女生更少。言外之意，不少女孩以漂亮为资本，学业上就不甚努力了。母亲的大学时代，上的是最难考的大学，并且是分数要求最高的系。据说她那一届，全系仅有两个女生。母亲的成绩，全系排名第一，深得系主任器重。母亲的几个弟妹，都是大学毕业，中学亦同出一门。但教过他们的中学老师，只以我的母亲为骄傲。母亲出身于大家庭，在她那个谈笑皆鸿儒，往来无白丁的家庭里，姥姥姥爷更是以她为荣，凡有显要客人，皆要她出面待客。一如现今许多父母，好以子女的出色为炫耀。母亲却很反感，故意躲在房中不出来。她有强烈的自觉意识：她不要做花瓶。

母亲一生自强、自尊。1949年初冬，正在美国留学的父亲渴望民族富强，一心投身新中国建设，绕道香港回国，被北京大学聘为教授。母亲跟随父亲来京，生下姐姐后，一时没有工作。父亲认为，以她中央大学经济系高材生的资历，在北大经济系谋个教职，应该不成问题。父亲要为母亲去北大“找找人”。母亲却坚决不让。多年之后，父亲闲谈中，仍很惋惜，说否则母亲早就是北大的资深教授了，各方面待遇都会很不同。母亲却从未表现悔意。她一向极为自尊、自立，蔑视任何形式的攀附，厌恶裙带关系，信奉一切靠自己，不愿依赖任何人，哪怕这个人是自己的丈夫。

最不喜欢求人的母亲最终自己去社会上应聘，成为一家大保险公司的小职员。那些年，政治斗争愈见兴盛，母亲所学经济渐无用武之地。没几年，她就职的保险公司解散。母亲仍自尊，仍不愿找人帮忙，于是服从组织分配，到一个专业完全不对口的行政机关，当了小科员，后在副科长级别上，干了十几年，直至退休。

母亲的自尊、自强，表现在工作中是极端敬业。无论做什么，力求做到最好。她上班路远，每天早出晚归，我们母女常常一连几天不得见面：她离家时，我尚在梦中；她归来，我已又入梦。冬日天短，陪伴她在路上的只有冷月残星。有时，我一觉醒来，见到黄黄的温暖灯晕下，有母亲伏案的背影。

如今，偶尔逛街，我会逛到母亲曾经“管辖”的地方。那里高楼林立，繁华热闹，地价、房价在北京都是最高的。很多年里，她担任该区房管科副科长（是时，科长始终缺位，故她一直是实际科长），掌握全区房源，在那个福利分房的年代，应该是颇有些权力的。但我家始终住在爸爸单位宿舍里，我家亲友，从未在住房上得到她一点照顾；一次区里领导为自己亲友向她要房，也被顶了回去。为秉公办事，减少私情干扰，家人在她的叮嘱下，对外始终不敢说她在房管局工作。唯到风雨天气，我才记起她是区房管科长：别人都是往家赶，她往外跑，去查看辖区的危旧房。

在外人眼里，母亲端庄，深沉，不苟言笑，事业心强，是个大女人。于我们，却极温婉、慈爱。“文革”前，全家人星期天偶尔会逛颐和园。昆明湖上，微波荡漾，小船点点，岸柳如烟，空气中充满淡淡不知名的花草香气。漫步长廊，母亲那天少见的有兴致，指着廊顶的精美彩绘，一幅一幅，逐一地讲过去，直至我们入迷。从此我知道了，长廊上每一幅彩绘，都有一个动人的历史故事。学理科的父亲自愧不如，望着娓娓轻语的母亲，眼神中充满爱意。那日温馨欢乐的图景，如今只深藏在记忆深处了。

天下母亲对子女的爱，都是一样的吧。饭桌上，最受欢迎的菜，母亲一定很少动箸；吃不完的剩菜，总是母亲“打扫”。家中水果，她永远先吃快坏的那一个，为此还常受我们姐弟奚落。单位工会定期组织员工上班时间看电影，十几年里，她未看过一场，只为早点回家，为我们做一顿可口的饭菜。直至见到她退休以后，无论什么“破”电影、“滥”电视剧，她都看得津津有味，我方知晓，她有多么喜欢看电影。76年地震，母亲带着弟弟住抗震棚，为了弟弟不被蚊叮虫咬，母亲通宵持扇驱赶，彻夜未眠。物质匮乏年代，过节时，为让孩子吃上一条鱼，或是一只鸡，母亲总要去人满为患的菜市场，排上一两天甚至两三天长队。有一年五一节前，我利用上班午间休息，去菜市场替换排队的母亲。浑浊的空气，拥挤的人流，只一个小时，我已觉窒息，头昏眼花，立足不稳，只想赶快逃离。不知患有严重高血压的母亲，为了家人的餐桌，多年间每个节前连续几日排队，她是怎么坚持下来的……

母亲给予我们的爱，又是与众不同的吧。记得始自小学高年级，并延续到我下乡前，母亲每月会给我两元零用钱。并不一次给，每星期给五毛。两元钱在当年是个大数字，可以买书，买爱吃的零食，或请同窗好友坐公交车参观高校……那个年代，不是每个母亲都有能力每月给孩子两元钱的，尤其不是有此能力的母亲，都能有这个见识的。况且母亲自身十分简朴，为节省五分钱公交车票款，常常会在目的地前一站下车步行。如今，当社会日益被利益、欲望统治，我终于理解母亲的苦心：母亲不是骄纵孩子，而是不愿孩子遭遇“一分钱难倒英雄汉”的窘境，希望我永不陷入“为五斗米折腰”的无奈。她明白，贫穷，或可磨砺人，更可激发人的贪欲。有人称，欲望乃推动社会前进之动力，听来似有道理。而源自欲望的进取，常与野心相伴、类同。为理想和为欲望，境界与格局形同天壤。她希望，以较少物质，换取我们对物质诱惑的淡漠、甚至抵御，一生不屈从贪欲，唯为理想。母亲的教育是成功的。回首往昔岁月，我曾轻信，也曾懦弱，亦有彷徨，但有过为了追逐金钱、利益，不顾廉耻、违背道义、放弃良知、出卖友情、为虎作伥、丢弃理想吗？没有，一次也没有！

二

以母亲之优秀，只干到科级，还始终是副职，究其原因，据悉，要归罪于她的出身。

我一生未见过母亲的父母。我甚至没有见过姥姥姥爷的照片。

是在“文革”初始，我绝望地从母亲口中得知，姥姥姥爷是地主。是时血统论猖獗、“出身不好”被严重歧视，连坐公交车，上医院都要问出身。我开始喜欢独处。偶与同学聊天，我亦精神紧张，高度敏感，眼看话题向家庭方向伸展漫延，立即借故走开。那是我不能更改的耻辱和原罪。我严防所有可能被人当面问及出身的难堪。至今，我仍留给当年同学清高印象，其实，他们哪知我内心的惊惧和苦痛。

母亲一定是想减轻我的压力，多次郑重告诉我，姥爷早年曾留学日本，参加过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和黄花岗起义。当同盟会解散，同盟会员全体转入国民党时，姥爷已对国民党之腐败、黑暗先知先觉，故自觉远离，坚辞不入。母亲解放前的工作单位曾集体加入国民党，因受姥爷影响，唯母亲当年一人拒绝加入，今日得以幸免。每讲至此，母亲皆流露欣慰、庆幸之色。然以那时我的无知、浅薄，同盟会、黄花岗、黄兴……这些放在一起，亦丝毫未能减轻“地主”二字带给我的沉重。当然，也有逃过更大灾难的庆幸。若是“地主”再加上“国民党”，那是多大的罪过！

我对母亲的父母，所知仅止于此。我最关心的是，他们带给我的，是荣耀，还是羞辱；是能给我增光，还是加诸原罪。至于生养母亲的这二位老人，脾气性格怎样，长相、生活如何，我都不知道。自上世纪50年代母亲随父亲来京，十几年间未曾回乡省亲，只是按月向成都二老邮寄生活费。

66、67年，“文革”正烈，成都家书忽然频繁起来。姥爷病了，已是癌症晚期，深陷痛苦。成都缺少有效药物，他的地主身份，也妨碍他得到更好治疗。母亲经常面色忧戚，焦急地和父亲低声商量。父亲托了关系，想尽办法，每次也只能小量购得救急药品，隔断时间就用邮局的小木箱给姥爷寄去。姥爷还是死了。临终前后，正处于“文革”红色恐怖中的、他的远在北京、昆明、贵阳的六个儿女，一个也没有回到他的身边，只有同住成都的四姨一家，为他办理了后事。

如今，我已没有机会亲口问问母亲：十几年里，你为什么不回去看看他们？对保姆、邻人皆能善待，对二老高堂何以如此？其实，我并不需她亲口告诉我，我早悉答案：哪个儿女不爱自己的父母？哪个儿女不想念自己的父母？但因为上辈人株连子女，乃母亲所不愿！

我的母亲、姨和舅舅相聚时，我常听他们真诚地谈起，姥姥姥爷已被新政权认定为剥削阶级。对待他们，除了提供必要的生活费，要从思想上、情感上、空间上划清界限。如此，自己的子女，就可以免受牵连。他们是太天真了。莫说是人还在，纵使早已作古、从未谋面，子女仍要继承原罪，且子传子，子再传子，代代相传，以至无限。叹我中华，敬老哺幼，乃悠悠古风，天赐秉性。却要被迫着疏远、背叛自己的娘亲，这是人世间何等残酷的无奈选择！一个强迫人们数典忘祖、违背天伦的时代，是最反动、最黑暗、最无人性的！

为了写作这篇文字，我给远在昆明的五姨，打了长途电话。我请她详细讲讲姥爷。五姨少小离家，多年未归，许多详情亦不确知。但她说出了一些关节点和关键词，比如同盟会、吴玉章、广州起义、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她还多次提到一个我此前从未听说的陌生名字—喻培伦。在五姨的讲述中，这个名字在姥爷的人生中至关重要，多次出现。关于他的情况，五姨让我去网上查。

所幸有互联网。很快，我查到了相关内容：

喻培伦，四川内江人，1905年赴日留学，1908年，在东京由吴玉章介绍参加同盟会，后参与刺杀清两江总督端方，并与汪精卫等共同刺杀摄政王载沣而遭通缉。他“赋性聪敏”，研造手掷炸弹成功，被革命党人尊为“炸弹大王”。辛亥（1911）年4月27日，广州起义。傍晚5时，喻培伦胸前挂一大筐炸药，率众直奔总督衙门，炸裂后墙，将其攻占。后起义失败，喻培伦受伤被俘，英勇就义，时年仅26岁。与同难同志共葬于广州黄花岗，即著名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

我未曾想过，历史竟离我的先人如此之近。我的姥爷与这位慷慨悲歌、令人闻之热血沸腾的烈士，原来是四川同乡、世交、日本留学时的密友兼室友，由吴玉章介绍同期加入同盟会的革命党人。循着喻培伦烈士的踪迹，姥爷穿越时空阻隔，从历史深处向我走来，逐渐变得立体：

我的姥爷，名杨枢中，字绍基，出身于四川资中名门望族，家庭富有。青年时代留学日本，由吴玉章介绍加入同盟会。革命党人鉴于以往多次分散起义均遭失败之教训，决定募集巨款，集中全党人力实行决战。为筹备军火，派多批志士分赴多国购买枪弹。黄花岗起义时，姥爷正被派往南洋向华侨募捐，否则，黄花岗下或许又多一位烈士（恕我不恭，“文革”中，我曾为此心中遗憾）。

当年，同盟会兄弟信誓旦旦，相约革命成功，卸甲归田。而辛亥革命推翻满清，建立民国后，真正兑现诺言者寥寥，姥爷是其中之一。民国之初，作为革命功臣，他亦得一要职，在四川督军署，负责管理全省钱粮。后与同僚政见不一，辞官回家，平日对官场多有抨击，言辞激愤。当年同盟会同仁念及旧功旧情，又委以肥缺，意让他捞些好处，以为安抚。不过半年，他空着皮包去，空着皮包回了，到家，将皮包往桌上一摔，痛骂不绝：“不是人干的事情！”——搜刮民脂民膏，他干不了！据说，他那个职位最易贪污，而姥爷清廉，也闻名遐迩。赋闲在家的姥爷，家中常有同盟会老友聚叙，不断有人请他出山。他说：“咱们喝酒可以，做官的事情莫要再说。”别人问他，整天在家闲着，想做什么？他说想实业救国。后烈士喻培伦的父亲发展民族工业，在成都投资兴建火柴厂，请姥爷担任厂长，名为成都星火火柴场，生产中国最早的安全火柴，直至上世纪40年代初，火柴厂被日军投下的燃烧弹夷为平地。之后，痛恶官场腐败的姥爷再未出山做事。其间，烈士喻培伦的弟弟给他送过委任状，亦被他当场撕掉。直至新中国成立，姥爷始终赋闲。一家人的吃穿用度，仅靠做小学教员的姥姥一人撑持。作为陪嫁，姥姥还从娘家带来一些土地，她本人在城里教书，无法回乡耕种，便租给农民。正是这些娘家带来的土地，惹下大祸，土改时，姥姥被定为地主。

姥爷自抗战始，即在家赋闲，本人又无土地，何以也成地主？几十年来，我第一次想到追根溯源。弄清这个问题应该不难，可以求助无所不知的网络。我点击搜索，在键盘上敲下“地主”二字，当即出现几十条结果。一一看去，这个几十年压得我们抬不起头的词组，却都是介绍一款最火爆的游戏—“斗地主”，令人恍若隔世，不知今夕何夕。继续搜索，总算找到一条百科名片，乃要查之“地主”。进一步搜索相关词条，渐次找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法》，以及民主中央政府的《怎样分析农村阶级》。其中关于地主的定义如下：“占有土地，自己不劳动，或只有附带的劳动，而靠农民为生的，叫做地主。地主剥削的方式，主要是收取地租。”“有些地主虽已破产了，但破产之后仍不劳动，依靠欺骗、掠夺或亲友接济等方法为生，而其生活状况超过普通中农者，仍然算是地主。”对此文件，还有特别说明：它是毛泽东1933年10月所写……1950年6月30日开始的全国范围的农村阶级成分的划分，也以此文件为依据。对照之下——依靠亲友（姥姥）为生，生活状况尚可——仅此两条，早年投身辛亥革命的姥爷，便毫无悬念地成为地主。于是，他的子女们，不约而同地，先是被强迫着，而后是尽量自觉地，努力背叛着自己的父母。我这个隔辈人，不仅从未与姥姥姥爷谋面，甚至从未见过他们的照片！

大凡参加革命者有两类：一类为改变自身命运；一类本无衣食之忧，乃为理想及改变社会并大众命运。为自身者，无可厚非；为理想及社会大众者，情怀与境界自更高拔。出身富家的姥爷，作为辛亥革命的参加者，先是自我放逐于成功者的狂欢，后又弃绝功名，拒与权势者合污。抗日战争毁了他的工业救国梦，他宁靠妻子生活，不与官宦为伍，独善其身，自守高洁。当他被新政权抛弃，子女们又纷纷争先恐后地躲避、逃离，历经生死荣辱、参透世态炎凉的姥爷，是满腔悲戚，还是心如古井？如今已无人知晓。俗语言：隔辈亲，打折骨头连着筋。但几十年里，远居各地的小辈们，因要“划清界限”，无一人回去省亲。想两位风烛残年老人，虽儿女成行，却不能含饴弄孙，承欢膝下，于寒夜独守孤灯，心中该有几多凄凉！见过革命的惨烈，了解政治的肮脏，早已淡薄一切，洞悉一切的姥爷，想来是能明瞭个中的一切残忍、残酷，对子女们的处境和无奈，该是体谅和宽佑的吧？

骨肉之情，天理人性。极左制度偏要残忍地、生生地割断人间亲情，将爱变恨，更将无法报答的生养大恩，变为彻底背叛，真乃丧天理、绝人伦、灭人性！

峥嵘寂寞是来处。也曾金戈铁马，也曾光环拥簇，终是淡泊、孤独。涵融过历史风云的姥爷，早已从这个世界走远。但我依然相信，他曾被深深地藏在儿女们心里。

 

                         三

 

母亲的杨家人，个个皆可说得。成都的四姨，是新中国第一批女建筑设计师、全国三八红旗手，受到过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但四姨夫当过国民党军官，一直被历史反革命帽子压着，全家人受其牵连。昆明的五姨，解放前即参加学运，遭到特务搜捕，整天东躲西藏，全家人整天为之担忧。解放后在省公安厅重要部门工作。五姨父是重庆地下党学运负责人，解放后是省局干部，还是探矿专家，行政、业务一肩挑。仅因对下属说了一句：“要好好向苏联专家学习，学好了，以后可以不再依赖他们”，而被认为对苏联老大哥不敬，五七年打成右派。五姨的工作保密级别高，姨夫的右派身份，令她处境艰难。但她几十年不离不弃。改革开放，右派平反，姨夫“官复原职”，她却于近耋耄之年选择平静分手。或许早有情感龃龉，或许长久分离产生隔膜，长辈的内心我不便探究。罹难时，决意不离不弃，荣华中，更愿追求精神自由，倒最见杨家人品格、风骨和真性情。远在贵阳的七姨，是母亲几个姊妹中最平凡，也安稳的一个，但丈夫57年也成右派，一家人吃尽苦头。终于盼到平反，却又积郁成疾，早早离世。大舅是一个领域的专家，其科研成果被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粮农组织采用，可谓事业有成，受人尊重。可他唯一的宝贝女儿，仍因“出身不好”，无法升学。亲人相聚，每每谈及，大舅常是唉声叹气。直至恢复高考，大舅心病才算卸去。小舅常自诩张大千入室弟子，也确曾由姥爷带着，去近邻张大千家里磕头拜师。他在北京做建筑设计师，未到而立之年，便参与了人民大会堂的设计，还到清华大学建筑系开讲座；政治上也备受青睐，是国家部级团委委员，还是单位反右领导小组成员，并与贫下中农后代结了婚。按说最是运程顺遂，却于反右结束后贴出大字报，公开质疑反右中的许多做法，受到组织严重处分，并被派往西藏工作，说是仅去两年，却一去十几年，名为援藏，实为发配，落下一身病痛，命途多舛，过早离世。

母亲姊妹中，只六姨同在北京，故与母亲来往最多，也最亲近。六姨在外文局作翻译，外表温婉，衣着洋范。姨夫是解放前参加革命的老干部，与六姨同在外文局系统，算得琴瑟和谐。表弟是老实疙瘩，“文革”停课，闲着无事，我常去找他玩。忽一日，六姨带着表弟来了，其时母亲已去京郊干校，几个月才得回家一次。六姨此时来家，很有些非同寻常。六姨与父亲于房中一番低语，又提出带我去京郊看望小舅。小舅那时常住京郊的岳母家。至今记得，那日乘坐郊区公交车的颠簸，还有双脚踏在乡间田埂上奔跑的快乐。小舅一家热情接待我们。家中太婆连声夸我长得俊。我面上不好意思，心中美滋滋的。乡人规矩，小孩不上桌。那天却为我破例。气得仅小我几岁的表弟，深觉受了冷遇，回家路上，不断鼓着嘴嘟囔：“下次再也不来了！”冬日暖阳，天高地远，小孩子间小小龃龉，一会儿就忘了。我揣着那时的稀罕物——舅妈给的花生、瓜子，高高兴兴地回家。

没过几天，灾祸临头，六姨单位的造反派满脸萧杀，来找父亲。名为谈话，实为审问，要父亲说出六姨近日可有来过我家。父亲按前约定，坚称没有。造反派冷冷一笑，像寒冬里刮过一阵冷风：“她本人都承认了，你还不说。”本就朝不保夕的父亲，处境更加狼狈。

原来六姨曾与小舅私下谈论江青，言语中多有不恭。小舅把这些话闲谈中说与六姨夫。“文革”中，革命干部身份的六姨夫，揭发了六姨的“恶攻”言论。六姨于危险迫近前，来见她的亲人。未料，从小舅家带回的花生瓜子，暴露了行踪。此行又被姨夫揭发，原有罪名之上，又加一条“订立反革命攻守同盟”。不日，六姨被关进牛棚。父亲私下和我议论：六姨心知肚明是被姨夫揭发，既背着他找小舅去“串供”，何以还要带回此地无银的花生？今日想来，她是对残酷政治下的夫妻情分，尚心存一丝侥幸吧。强权、暴政对人性中的阴暗、自私、邪恶之疯狂发掘、推动力量，是善良人们无法想象的，“怎么估计都不过分”。

六姨外表温良，内心刚烈，关押期间剪颈自尽未遂。比之于政治迫害的恐惧，或许亲人的诬蔑和背弃，更使她绝望。自此，她脖子上留下一条深长伤疤。即使三伏酷暑，永着一袭高领衣服。但是，遮得住颈上伤疤，遮不住内心伤痛。“文革”过后，她与那个揭发她的人，决绝分手。自此，母亲对于全无操守，背情弃义，卖亲求荣之人之事，痛恨至绝。多年后，六姨仍对父亲心存歉意，而对传话给姨夫的小舅，始终内心梗梗，直至去世，二者形同路人。最后几年，六姨迷上气功，每日打坐静修，与外界亲人联系日少，殁于家中，时身边没有亲人。

国难、家殒、情殇。自尊、倔强的六姨，承一世风雨，转而寄望于来世。她是一个悲剧。

2005年，举国上下隆重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许多尘封往事浮出水面。我的亲人间也爆出一条新闻：多年被当做历史反革命对待的四姨夫，竟是英雄的抗战老兵、传奇的驼峰运输队领队。中央电视台及多家媒体，纷纷披露了这段被遗忘的历史：

1942——1945年，抗战最为艰难，也最关键时候，七名汉族青年带领新疆驮工，辗转5个国家和地区，徒步翻越人迹罕至的喜马拉雅和喀喇昆仑山脉，在数座海拔5000米以上山口穿行，如此死亡之路上，艰苦卓绝地开辟出一条蜿蜒上千公里的运输线，一度成为运送盟国援华物资的唯一生命通道。

当年的亲历者，对于这段行程的记忆充满凶险：“总是喘不上气，驼队中没人说话，只听到人和牲畜大口喘气……头痛、胸闷、吃不下东西”。翻越昆仑山脉最显要的西塞拉山口时，驮工会用针刺破驮马和骆驼的鼻子放血以减压，所以一路上都血迹斑斑。整个行程中，驼队必须面对缺氧、寒冷、饥渴、“雪盲症”，冰洞、雪崩、断裂的冰川……“稍有停留，人和马就会被冻僵，稍不留意就会被卷着雪呼啸而过的狂风冻死。”沿路看到白骨，“只要有白骨，那就说明这路有人走过，白骨就是路标”。

这条洒满斑斑血迹、以白骨为路标的死亡之路上，完全靠人力、步行，先后为中国运进近7000条轮胎，以及大量布匹、医疗器材等抗战紧缺物资，堪称中国近代史上一次最悲壮、最艰苦卓绝的高原人力运输，是为一个不屈民族苍凉的大唱。

多家媒体以大篇幅报导了这段不该忘却的历史，同时告诉读者诸君：“幸运的是，那段历史的参与者和最后见证者，现年90高龄的白生良，仍生活在四川成都。”

白生良何许人也？乃我的四姨夫。

两年前，我利用出差机会，去成都看望他。

此前，我对他有诸多想象。半世的历史反革命身份，扭曲重压之下，他的性格是抑郁，还是激愤？多年间，他是家人的灾难和屈辱，两个表兄弟因他株连，升学、就业均受牵累。而今罪名荡尽，阳光重沐，他们一家该扬眉吐气了吧！

四姨已于前一年作古。姨夫和表哥一家仍住先前老旧的宿舍楼。冬日斜阳，余光晦暗，空气湿冷，唯亲情荡漾。看我对姨夫的旧日经历感兴趣，表哥不再参与相谈，走到一边，有一搭无一搭地看报纸。我注视着历尽沧桑的姨夫，感慨他九死一生的经历，也关心他的种种境遇。他应答我对往昔的种种追问，不孤愤，多平和，淡然安恬，看不到情绪大的起落，甚至对曾经的屈辱、加害、怨毒，亦能怀以德报怨之心。我最想知道他的所思所感，多次追问不得之下，他凄然一句：麻木了！让我撼然、怵然、凄然。无论是辉煌、壮烈，还是崎岖坎坷，都早已深深沉入心底，波澜不惊之下，是火山一般的岩浆沉积。对姨夫的过去，多年的邻居亦不知情，他依然生活低调、平淡。对老人的突然“出名”，表哥颇不以为然，不屑地称之为“宣传”。听说著名的剑川博物馆就在成都郊外，还新建了抗战老兵手模广场，姨夫的手模也在其间，我提出想去看看（剑川博物馆是国内知名的民间自办博物馆，当地官方对其的认可度，尚不得而知）。始料未及的是，不仅姨夫尚未亲临，表哥他们也未去过。那天，表弟开车，表哥、表嫂和我一行四人，去了剑川博物馆。表哥夫妇陪我进去参观，还看到了姨夫捐赠给博物馆的抗战时期的美式军用牛皮药箱，上面的英文字母被硬物刮去，明显是“文革”留下的痕迹。还是在我提议下，我们在姨夫的手模前拍照留念。我的表弟，宁肯坐在外面汽车上等候几个小时，也不愿意到博物馆里面看看。低调做人是这个家庭几代人传统。但对“政治”、“宣传”反感竟至如此，我仍意外。几十年非人、残酷政治造成的心灵伤痛，不因时间流逝、经济发展，消逝于无形。株连政治在亲人间造成的伤害，始终像硌牙的沙子，留在唇齿间。对假话、空话、套话大行其道的虚假宣传，对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丑恶政治，厌恶到痛绝，他们只想远远逃离。他们渴盼一份平静、平凡的生活。几十年都是一以贯之。

此情此境，令我五内翻腾，百感交集，却又无语。心，更加钝痛。

或许是设身处地、将心比心，我问姨夫，几十年间，家人因你备受株连，他们对你有无抱怨？姨夫沉默少顷，重复着说：“他们对我很好，是我对不起他们。”

他是一个传奇，更是一段历史。

前几天打电话给表哥拜年，问及姨夫近况。距我上次见他，又已过去两三年，现已96岁高龄。表哥说他还是老样子，仍骑自行车上街，坚持自己洗衣服，不要家人帮忙。他还炒股，笑言自己是最老的股民。我盛赞姨夫的顽强、坚韧，表哥电话中接了一句：“这一点倒是很像杨家人。”我怔了片刻，自问，杨家人？杨家人是什么样子？

细细想来，杨家人的特点是个个要强，个个自尊，能于乱世保持清醒，于浊世保持清洁，有正气，有骨气，善良、正派，谦逊为人，风骨卓然。古语有言，或可概括：“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珍爱名节，则不苟取”，“恭廉守节，临大义不忘其义”。

我们几个孩子为自己也是杨家后人而骄傲。

 

                         四

 

1968年，姐姐去山西插队。前路难料、命途叵测，姐姐动身前几日就开始哭泣。当日，我们去北京火车站送别姐姐。骨肉离别之际，北京站成了哭声的海洋。车上车下，我与姐姐泪眼相望，长泪双行。远去的汽笛响起，周围痛哭声浪铺天盖地，唯母亲不动声色，似坚韧的礁石，任凭浪涛冲击，始终面带微笑，无言、慈爱地望着早已双目红肿的姐姐。汹涌的哭声中，母亲的沉静显得格外突兀。她以己身之安详，镇定女儿崩溃之心灵。回到少了姐姐的家中，我见母亲背身站在窗前，痴立久久。我跑过去喊她，出乎意料地看到，母亲脸上淌满了泪水。这是我此生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看到母亲的眼泪。

不久，我亦下乡北大荒，母亲仍在京郊干校，爸爸带年幼的弟弟留守。一家五口分离四处，仅靠邮路传书。下乡几年，无论凌晨即起月升方归的秋收大忙，抑或连日雨中捞麦后的难得小憩，一周写一封家书，已成全家人不约而同的默契。记不得家中人谁最先动议、始自何时，我们开始用复写纸写信。每封信都是一式几份，相同内容，分别寄往山西、北大荒和北京。用复写纸写家信，也算是那个年代的发明吧，不知是否中国独有，世界首创。遗憾的是，当年信函，我们没有保留。我和姐姐早早地都懂得报喜不报忧，以免远方亲人无谓牵念。母亲又一次显露无与伦比的坚定和眼光，于深重黑暗中，始终相信这一切是暂时的。她在每一次信中，都鼓励我们，不论什么情况，都要努力上进，不要泯灭希望。她坚定预示：社会不会永远如此!

正是母亲的信念，和亲人间的相互鼓励，支撑我们不随波逐流，于黑暗中寻找光明，在无望中探求希望，不颓丧，不沉沦，不虚度，决意做对社会有益的人。姐姐看到农村缺医少药，开始自学针灸，从自己身上练针学起，钻研医术，治好了很多乡民的疑难杂症，让从小只能在地上爬行的乡村少年直起了腰身，成为全县闻名的赤脚医生，后被山西医学院录取。我亦以不虚度每一寸光阴的自觉，于繁重体力劳动之余，每晚坚持在自制油灯下读书，先是当了连队报导员、知青排长，继而以作文全团第一的考试成绩，入读北京大学中文系。正上中学的弟弟，周围一片“读书无用”的喧嚣，唯母亲远见卓识，频频叮嘱，“不管别人怎样，你一定要好好学习，总有一天，大学还要考试，后悔就来不及了。”弟弟遵嘱，锲而不舍努力。没过几年，恢复高考，弟弟以优异成绩，被北京大学化学系录取。

母亲好静、少言，女人爱唠叨、好抱怨的通病，在她身上完全看不到。她不琐碎，更不婆婆妈妈。为了孩子，她不仅无私，甚至可以说是无我。姐姐一度跟着电视节目，学习英语，那时她尚在外地工作，看不到电视，时间也难以保证。母亲便向亲戚借了录音机，每天在固定时间录下那个节目。那段时间，母亲无论身处哪里、正忙什么，一到固定时间，准会赶回家中，守在电视机旁，为姐姐录下英语节目。日日如此，雷打不动。录好十几盘，寄给姐姐。姐姐听过，背熟，再将磁带寄回，母亲重录新的。如此循环往复，长达一年之久。

那个年代，母亲乐趣不多，最能让母亲高兴的，唯是我们上进。她不是喜怒形于色的人，但每每得知孩子的点滴成绩，兴奋之情会溢于言表。她的喜悦，统统是为着孩子，无关自身荣耀。在她那里，这二者有着明显区别。她从来把孩子当做独立个体，而非父母附属物，始终尊重孩子人格。孩子功课没有考好，或犯了错误，从不打骂、羞辱，也从未说过“你真给我丢人”这样的话。母亲的爱，是真正无私、博大的，甚至与教育心理学无关。她一生痛恨势利之人，喜欢雪中送炭，不屑锦上添花。别人门庭若市时，她不凑热闹；人家门前冷落了，她不雪上加霜。对外人尚且如此，对子女，更不以世俗成败论人。她矮小的身躯中，是强大的内心，不阿谀，不媚俗，不扭捏作态，不絮叨琐碎。母亲最重做人风骨，毕生正直高洁，独立于世。我的先生由衷敬佩母亲，称她是他所见过的“最伟大的母亲”，“几乎没有缺点”。

母亲的勤勉、清廉、正直，有口皆碑，赢得了所在单位上上下下的尊重、信任。76年退休时的真诚挽留，她谢绝了；请她做顾问，她仍坚辞。她说，我是做事全力以赴的人，但身体已不允许。做只拿钱不做事的“顾问”，我不习惯！单位又给她一个“特权”，今后凡她看病，可到全市任何医院，不受公费医疗定点限制；凡她买药，可去任何一家药店，再凭单据报销。如此“特权”，闻所未闻，况且她只乃一普通小干部。足以见出对她品行的绝对信任。她领受了这份好意，享受这“特权”二十多年，直至离世。她对得起这份信任，从不乱花公家一分钱。疗效相近的几种药里，她只选择最便宜的；药价每年都在涨,她拿到单位报销的药费却不见涨。家人有时笑她迂执，贬抑她的自律。母亲亦不争辩，只行事一如之前。无论世事变幻，他人如何，母亲终是清廉自守、独善其身，几近严苛。

那年我得了胃病，合同医院给的胃药久不见效。友人介绍一种新药，医院没有，仅在药房销售。几百元钱药费，以当年工资水平，负担不小。我想起母亲的“特权”，要走她的“后门”。我理直气壮，振振有词：我们连人都是国家的，药费在你们单位报或在我们单位报，还不都是国家的钱，有什么区别？单位给你方便，你却不给家人方便，太傻了。我且给她大量举例，不外社会上屡见不鲜、习以为常的“聪明人”和“聪明事”。也许是我的劝说加抱怨打动了母亲，抑或是对女儿的疼爱让她难以拒绝，母亲终于松了口，答应帮我报销一次。隔些时日，我又回家，母亲拿出个纸包，说是我买药的钱。我高兴母亲终于“开窍”。父亲拉我至一边，悄声说，下次别让妈妈帮你报销了，为这件事，她很多天夜里都睡不着觉。

我恍然省悟，跑去问母亲：“这钱是你报销的，还是你自己的钱？”母亲不说话，只慈爱地看着我，还有一点点似乎欺骗了我的歉意。

从那之后，我再没有为此类事情让母亲为难一次。我和她一起维护着她心中那份美好，那种坚持，还有我们共同看重的东西。她一生所见丑恶之人与事，从未玷污她高洁的心灵。邪恶面前，倘做不到置身家性命于不顾，全力抗争，也决不同流合污，为虎作伥。唯有天性良善、内心博大，又具有理性的反省精神，才能被施于恶，却止于恶。

 

                           五

 

母亲极为他人考虑，凡事将心比心，体谅对方感受，唯恐有一丝麻烦于人。母亲是中年后得子，当弟弟有了儿子时，母亲已过七旬，已无力将孙儿带在身边，却仍想尽一份力。有一段时间，她每天乘坐公交车穿过大半个北京城，去弟弟家照看孙子。一日，邻居问弟妹：“这么冷的天，有个老太太早上老在你家楼下一圈一圈地转悠，是不是你婆婆？”原来，母亲给自己定下严苛的到达时间；晚之怕耽误弟弟夫妇上班，早之，则怕打搅了弟弟他们晨眠。路远、车堵，时间不好掌握。于是，她每天早早地来了，却在楼下转悠到弟弟弟妹上班时刻，才像刚到的样子，去楼上敲门。此事若非邻居说起，我们永远不会知悉。为避免弟弟他们麻烦，母亲还每天自带饭菜。为别人着想至此，疼爱儿女心切至此，令人心痛。弟妹至今提到，仍很动情。

母亲一生，考虑别人永远比自己多。她惟愿给人以帮助，生怕麻烦了他人，即使是自己儿女。只要母亲在，我们总像不懂事的孩子，始终享受现成的饭菜。我从未听到母亲诉说自己病痛，表白自己辛苦，即使血压已高到吓人，仍会做好全家人饭菜，自己再默默躺到床上休息。直到她离世，我甚至不记得曾陪她去过医院。

母亲喜欢读书。退休后，尤其陆续帮助带大我们的子女后，终于有了更加充裕的时间。她曾在我家小住。看着我家满满的书柜，如见至宝，喜不自禁的表情，至今如在眼前。母亲平时喜欢看报，日日捧读，从不间断。那方尺之间，乃她与大千世界的血肉牵系。母亲喜好习字。她的钢笔字苍劲、俊逸，尤其见出个性与风骨，就我毕生所见，无有几人能及。她买了《三希堂法帖》，每日观形品韵，悉心研习，宣纸、信纸乃至看过的旧报纸，都被她用来习满毛笔字。习字，成为她生活重要内容。母亲还喜欢养花。尤钟情清新的米兰，淡雅的水仙。每逢隆冬，必养一盆水仙，靠温度调节，花期恰至春节。水仙花开似雪，淡雅、清新、高洁之品，正是母亲的人格写照。

母亲爱憎分明，善良大度。她见过浮华，早已参透个中虚幻。高傲的内心，让她远离浅薄的虚荣。她轻物质，淡名利，鄙薄算计、功利、俗气，在她眼中，“生意买卖人”是算计、俗气的同义词，如果她说谁像“生意买卖人”，必是让她看不起的。“文革”后期，区里成立清退小组，负责归还“文革”中的抄家物品。母亲在清退小组工作过一段，常会与红卫兵造反派谈话，以核实当年抄家物资。一次，一个红卫兵若无其事地讲述当年如何残酷折磨痛殴抄家对象，详细而又充满炫耀，最后甚至兴奋地说“嘿！真好玩嘿!”母亲一再对我说：“他居然说‘真好玩！’”极度愤慨、痛心，难以自抑。晚年的母亲，少了些原本的温文，每闻社会不公、贪腐之事，愤悱不已，竟至咬牙切齿，很让我们担心她血压升高，损之身体。她近乎神经质的病态谨慎，始于“文革”初期，却存留终身：每凡家人聊天，声音稍大，她会急切关上窗户，生怕窗外有人，被听去什么。她超乎常人的敏感与戒备——文革后遗症，令人心痛。

我的女儿和姥姥最亲。我喜欢向她描述母亲曾经的脱俗之美。在我眼中，母亲举止优雅，品质纯良，由此派生出的大家风范，兼备于一身。但是，母亲最美的旧影，女儿已看不到，是我亲手毁掉了它们。

随着那场红色风暴到来，每天都能看到过去只在小说、电影里才能看到的“坏人”施于“好人”的暴行：抄家、剃阴阳头、百般折磨羞辱以至活活打死!罪名无所不有，人人动辄得咎，不时听说公共厕所掏出了金条，又从哪家抄出变天账……我们全家也深陷恐惧之中。父亲解放前夕为投身新中国建设，从美国转道香港，不远万里，归国返家，如今竟背上“特嫌”，整日忧心忡忡。每个清晨离家，他都不知晚上能否回来，都可能是一次久别，甚至永别！故每次出门之前，他总会不厌其烦，郑重地对我和姐姐重复相同的话：“如果我回不来，你们要相信爸爸……”这种叮咛，让全家更加恐惧紧张。

太阳的每一次升起，都意味着一个新的受难日。抄家的厄运随时可能降临，我们于绝望中担惊受怕着，度日如年。邻居有事敲门，同学偶然到访，都会激起一次次心的颤抖。我们不想坐以待毙，我和姐姐试着用红卫兵的眼光，先自行清除家中每一个潜在危险。爸爸的领带，妈妈的高跟鞋，无疑是资产阶级的铁证，“见不得人”，被我们一一剪断、扯碎、捣烂，再丢进马桶冲下去。父亲穿西装，母亲着旗袍的照片，也断不能留。寂静的夜里，一次又一次扳动马桶开关，一次又一次冲水，每一点声响都令我们心惊胆颤。万般慌恐中，马桶堵住了。只好火烧。焚烧的烟雾和味道，很可能招致危险，此情此境也顾不得了。面对父母的婚纱照，望着笑靥如花的母亲，我们有过犹豫、心疼，最终还是投进燃烧的火盆。强权带来的巨大恐惧，具有摧毁一切的力量。肆虐的蓝色火焰中，母亲美丽的脸开始扭曲、变形，连同所有底片，消失在灰烬中。至今，翻开旧相册，本属于父母婚纱照的第一页，上面只留有四个孤零零的像角。母亲的青春年华、美丽面容，只留在我的记忆中了。

母亲是突然离去的。离那年的国庆节还有两天，正是晚间下班高峰，我和几位同事正赶去与一个企业的负责人见面，商量与杂志社合作的事情。那时我还没有手机，BB机忽然响起，上面文字显示,父亲留言：“母亲病重，已到医院，速回”。三日前回家时，母亲还好好的，给我们做了丰盛的晚餐，会突然患了什么重病呢？我打算先办完公事再去医院。车，还在继续向前，心，却越来越不安。母亲自己一向以工作为重，更从不让我们为她耽误工作。她没让我陪她去过医院，也没让我为她请一次假。父亲是深知她的。父亲此番的做法很反常，反常得令我不安。我不能往前走了，我要回去看她。腿软，心乱。我不知怎么赶到医院的。我不知该去哪里找她。医生领我进了一间屋子。空荡荡的屋子里只有一张床，白布单覆盖住一个人的形状，她的灵魂已经走远。

母亲没有提前给亲人一点预兆就这样去了。我未及为她做任何事情，她更未给我一点机会，以报答她的生养教诲之恩。她一辈子不想给任何人添麻烦，就连她的离去，也是如此简单、干脆、决绝，毫不拖泥带水。

父亲说，那天她像往常一样，午睡后写了一会儿毛笔字，然后，起身去厨房冲洗手上的墨迹。她向窗外看了一眼。

父亲听到猝然倒地的声音。从此，母亲没有再睁开眼睛。她死于心肌梗塞。

我和姐姐有时猜测，她向窗外的最后一瞥，受到什么惊吓、刺激了吗？直至晚年，窗外的世界，始终让她缺乏安全感……

我们的母亲，生前害怕虚浮的热闹，远去时，唯最亲近的家人为之送行。我们为她挑选了一处松柏环绕的墓地，作她的归处。几个月后，我的六姨——她最牵念的妹妹，亦追随她而去。家人商议后，将六姨的栖身之处安置在仅距母亲十数步。有时我会想，在另一个世界里，她们姊妹或能经常团聚，毫无嫌隙，敞开心扉，纵声谈笑了吧？

 

2013年3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