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培训业在经历了商业化、企业化、品牌化三个阶段之后，将逐步向产业化阶段升级。新生代领导者顾问培训导师汤敏超认为，培训业的转型升级正是一个“大浪淘沙始见金”的过程，以“顾问式培训”为代表的一批新型培训模式将推动中国培训业的转型升级和真正实现产业化。
如何理解这场培训业的巨大变革?怎样看待培训业在与新时代、新产业的激荡之中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带着上述对培训业的思考，春节前夕，记者对广州易可道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创始人、新生代领导者顾问培训导师汤敏超进行了一次面对面的专访。
(图1：新生代领导者顾问培训导师汤敏超)
记者：您称自己为“培训界的资深新兵”，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说法呢?
汤敏超：我早在1996年就开始从事和主管人才培训工作，当时我有幸参与中国南方人才市场(国家人事部和广州市人民政府合办，委托广州市人事局直接管理的国家级区域人才市场)和广州企业家人才市场的创建工作，先后成功创办广州高级人才招聘会、南方人才测评中心、广州人力资源学会、广州人力资源管理论坛等，并曾担任人才培训部负责人;2001年我还创办过自己的培训公司，可以说是较早对培训行业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与实践。此外，2008年以来，我担任过几家国内大型培训机构的顾问，深度参与了这些机构的升级转型过程，包括机构掌门人的访谈、各地分公司负责人及大客户访谈等，掌握了很多业界的珍贵的第一手资料，深刻地了解到培训界的现状与存在问题。
经过“从政府到智库、从智库到政府;从政府到商会、从商会到企业;从企业再到政府、从政府再到创业”经历三次“轮回”，好比孙悟空在太上老君炼丹炉里历经三味真火，最后修得真身。今天重新回归培训界——“重振旧业”，完全是按照自己的人生规划，为了实现18年前定下的人生目标——“没有比帮助别人成功更伟大的职业”。今天的厚积薄发正是多年积累的能量释放，又是从“零”开始的崭新里程，需要我时刻保持谦虚谨慎的心态。这就是我称自己为“培训界的资深新兵”的原因。
记者：有资料显示，2012年市场上培训机构近万家，以北京地区为例就多达2500家，并且这个数字正以每年上千的速度在增长。既然您一直以来对培训行业都有较为系统深入的研究和实操验证，那么可否介绍一下中国培训业的演变及其现状?
汤敏超：中国培训业发展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分别是八九十年代初的启蒙和起步期、90年代的成长期、90年代末至今的高速发展期以及接下来的升级转型期。
(图2：中国培训业发展的四个阶段)
这四个阶段的发展有其内在的逻辑联系，中国培训业的发展形态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缩影;每个阶段有着其鲜明的时代背景和阶段特点。
第一个阶段出现在八九十年代初，这也是中国职业化教育的启蒙和起步期。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神州大地，市场经济逐渐活跃起来。作为一种自由的经济体制，市场经济体制衍生出了越来越多的个人机会。改革开放带来的不仅是开放的市场经济，同时也让人们的个性得到了释放。人们追求不一样的人生，不再愿意被同质化以及按部就班地生活、工作。此时，自主择业逐渐代替分配就业成为越来越多人的选择，随之而来的就是“一证傍身好就业”的思想得到了普遍的认同，会计证、计算机证、工程师证、律师证……各类职业技能的学习和证书的获取成了一种潮流。
另一方面，伴随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并实施“本土化”战略，首批入职的国人大多精通外语但缺乏跨国公司必需的多元知识结构、国际对接技能和企业管理的经验，由此，跨国公司自然而然启动培训体系，开始打造其在华的“子弟兵”。
上述职业化教育带来了中国培训业的启蒙和起步。这个阶段的培训呈现出三个特点：第一，体制内机构办培训，受训者注重证书;第二，跨国公司以内训为主，培训国际化员工，主要包括语言、态度、技能、工具培训等;第三，出国热和外资企业热，使得英语培训大行其道，新东方和疯狂英语都是这个阶段诞生的。
这个阶段的培训以跨国公司的培训带来的冲击最大，给国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对互动式的成人培训体系有了全新的认识。但也随之带来了一个问题，就是由于跨国公司的运作注重系统的力量而不是依赖个人的力量，员工更多时候扮演的是“螺丝钉”的角色，因此外企培养雇员学员学会标准化操作和使用管理工具的同时往往培养出的是工具型人才。
第二个阶段是九十年代中后期，这是大学院校培训班的阶段，中国培训业进入成长期。伴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让企业愈发感觉到职业经理人的重要性。彼时，媒体一度报道中国职业经理人缺口达到35万人，于是，各大高校纷纷开办MBA\EMBA教育，“村村点火，户户冒烟”。与此同时，部分先知先觉的企业家，以及那些赚到“第一桶金”，但由于过去“洗脚上田，小时候没读过多少书”，发现有钱没地位(不被社会主流认可)的老板开始走进大学商学院这一“神秘的殿堂”。
当企业老板走进了校园后，这种神秘感消失了，老板们发现大学给了他们两样东西，就是“牌子”(名校背景)和“砂纸”(学历学位证)——这两项是职业经理人通往更好企业和职位的“敲门砖”，但对于企业老板的意义微乎甚微。学院派的培训较为注重理论和思维方法培养，难免出现从理论到理论的情况，结合实际不足。这个阶段以“学院派”主导的培训无法完全满足在商海中弱肉强食、挣扎求生的企业老板们的需求，催生了中国培训业的第三个阶段。
第三个阶段出现在九十年代末和2000年初至今，这是中国培训业的高速发展期，我将其称之为“社会化培训”阶段。2000年前后，新千年的中国迎来了高速发展，各行各业也处于繁荣上升期。此时，由于门槛较低，投资较少，现金流健康，风险较低，容易存活，一大批民间培训机构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全国各地。根据创办人的背景，这批培训机构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跨国公司和知名大企业高管，由于职业发展瓶颈或年龄等种种原因走向创业，开办培训公司和顾问公司;第二类是外资培训机构发现了中国市场这块“处女地”的价值，开始大举进入中国，或独立运作，或与本土企业合作;第三类就是现在中国最广泛的本土民营培训公司群体，除极少数业已成名的企业家外，大多数民营培训公司掌门人是草根出身，且大多受成功学的启示，自信和潜能被充分调动，也正是在他们的推动下，越来越多先富起来的老板开始走进培训课堂，他们逐步适应了这样的培训氛围，并从中获得知识、技巧、人脉和情感宣泄。
2008年的金融危机的爆发却成为了中国培训机构尤其是民营培训机构发展的一个分水岭。危机前，中国的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享受了改革开放后“野蛮生长”的红利，“用惊人的混乱创造了惊人的效益”、“数钱数到手抽筋”根本无暇顾及去学习，只顾埋头拉车，不屑抬头看路。危机来了，企业进入微利时代，销售额与利润纷纷下跌，被迫关、停、并、转。许多企业赚到了第一桶金，但不知道今后路在何方。老板们开始蜂拥至各种各样的培训课堂，“希望来年春暖花开的时候，我还在”。中国培训业的井喷正是从这时候开始的。
在这个阶段，“江湖派”全面超越了“学院派”和“洋务派”，无论从销售额和培训规模都远远胜出。因为，“学院派”有接地气不足之嫌;“洋务派”的培训公司针对的是职业经理人而非老板;“江湖派”适合老板，标榜实战，招式快狠准，加上草根对草根，气味相投，容易吸引中小微民营企业参与。但江湖派的培训欠缺理论高度和系统性，也缺乏前瞻性。容易犯“以偏概全，抓住一点，不及其余”的毛病;有个别培训机构还存在“忽悠”得到成分。这个阶段最典型的特点就是“巫婆神汉满天飞，江湖郎中一大堆”，龙蛇混杂。
不久前各地政府中小企业主管部门做了调研，企业最关心的问题，如融资难、高负税、原材料价格和人才价格上升等等问题，我认为都是表象，其现本质问题是企业战略方向问题和系统问题，中小企业好比一个“船老大”从小溪小河突然奔流大海，眼前茫茫一片，不见芦苇、树木等参照物。风高浪急，心里发憷，这时候企业家最需要的是应对新环境的导航仪(GPS)。“船老大”要学习现代化的航海知识和熟练掌握新轮船的技术，升级为“船长”才能应对新变化、新挑战。
如果“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虽然只关注技巧或企业家精神层面的培训有一定效果，但“治标不治本”。而好的培训“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一定会提前对企业做充分的调研，因时因地因人“量体裁衣、度身定造”培训方案，而且注重系统性和可持续性。居安思危、未雨绸缪方能帮助企业运筹帷幄决胜于千里之外。
此外，培训的本质应该是“内容为王”，如果过分强调“销售为王”，恐怕会偏离行业本质,而且过度销售难免会产生一些负面的影响。以上诸多原因，造成了现今的培训业尤其是“江湖派”的培训有泡沫化倾向，其经营模式难以持续。可见，培训业来到了重新洗牌和升级转型的前夜。
记者：您特别提到，2000年以后，中国经济进入到一个高速发展阶段，时代的机遇与挑战，让越来越多的企业领导者开始走进培训课堂，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培训业真正进入了井喷时期。您认为中国培训业在近些年快速发展的根源是什么?
汤敏超：我认为培训业的快速发展契合了“天时、地利、人和”三方面的原因：
首先，“天时”是指休闲时代的来临。我在1999年提出“休闲培训”的概念，2001年在《新经济》杂志上发表了《休闲培训——休闲时代诞下最大的金娃娃》一文。未来2015年左右，全球将会迎来休闲时代，而教育培训产业和旅游休闲产业、创意文化产业、体育产业、娱乐产业将是休闲时代诞下的“五朵金花”。培训业的快速发展本身就是顺势而为的结果。
其次，“地利”讲的是中国经济的崛起，进而拉动不同行业的发展。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的经济体量跃升至世界第二，世界普遍看好中国经济的未来。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中国各行各业也跟随着一个利好环境进入到了一个“百业俱兴”的整体繁荣阶段。尤其是第三产业，培训产业作为国民教育产业必要的补充，自然随着水涨船高。这在电影《中国合伙人》中可见一斑。与此同时，居民人均财富的增长，让人们有了更多的物质基础去提升和优化自己的知识结构以及满足对更高精神层次的需求。据资料显示，中国内地居民储蓄已超过20万亿元人民币，其中10%准备用于教育支出。因而中国教育市场的潜在份额高达两万多亿元，其中培训市场的潜在规模达3000亿元。
最后一点，“人和”主要来自中国企业家尤其是中小民营企业家的崛起。目前，全国工商登记的中小企业数量已经达到了1300多万家，贡献了超过50%的GDP，超过60%的税收，超过75%的自主创新成果，超过80%的就业机会，占中国企业总数的99%。随着中小民营企业家的自我觉醒，他们积极主动走进课堂参加培训，成为了培训产业的核心消费群体和主力军，也为他们应对新时代、新产业、新变化所带来的新机遇和新挑战打下基础。
当然，中国培训产业快速发展的原因还有很多，我就不一一列举了。中国培训业发展过程中伴生的各种问题都是正常现象。时代在进步，国家在进步，企业家也在进步，不少当年的草根已蜕变为精英阶层。中国培训业很快将进入规范期和升级转型期，这个时期的特点用四句话概括：“去腐存精，回归理性，精英引领，精英追随”，从而为迎来真正的产业化形成良性的业态环境做好准备。
记者：为什么您会提到以“顾问式培训”为代表的新型培训模式可能在大转型的新时代形成引领?
汤敏超：不敢妄谈引领，“顾问式培训”体现的是一种工匠精神，有别于追求急功近利和唯利是图，我们需要心怀敬畏，脚踏实地的去做，才能做的更加扎实。
顾问式培训，本身是指综合了顾问和培训两种业态，集顾问咨询和智库等产业链高端业态的服务深入性于一体，同时避免了服务机构和人数有限，培训业一对多导致的“水过鸭背”、落地不足等众多问题的新型培训形式。我所倡导的“顾问式培训”，比传统培训更注重系统思考和方法论的培养。相比剑法和剑道，我们更聚焦兵法;相比外功和招式，我们更注重内功;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这既是我所倡导的 “顾问式培训”与传统培训的区别，也是其内容的独特性的体现。
在这个培训界的变革时刻，培训正在回归价值，回归理性。顾问式培训就好比“慢工出细活”的工匠作坊，工匠们喜欢不断雕琢自己的产品，不断改善自己的工艺，享受着产品在双手中升华的过程。工匠们对细节有很高要求，追求完美和极致，对精品有着执着的坚持和追求，把品质从99%提高到99.99%，其利虽微，却长久造福于世。纵观意大利、瑞士、英国等国的世界名牌，无一不是来源于工匠的精雕细琢。
记者：具备什么素质的导师才能在这场“顾问式培训”引领的行业变革中脱颖而出?
汤敏超：我认为必须具备六种素质：
其一，必须“练就深厚的内功”，而不是“花拳绣腿”，学跆拳道两三年就可以上台对战，学太极往往十年二十年都不一定出师，但一旦出师就可能会一鸣惊人。
其二，必须“学贯中西”，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而不是“知中而不知外，或知外而不知中”，在全球化的社会，固步自封就会被社会淘汰。
其三，必须“知行合一”，而不是“有理论没实践”。
其四，必须“会做还要会教”，也就是说必须受过专业的培训师之培训和掌握教练技术，这样才能保证培训效果的最大化。
其五，拥有“厚积薄发的Charisma(中文意思是令众人拥戴的领袖魅力)”，这是与生俱来的天赋，同时还要加上超过一万小时的练习。
最后一点，也是最难做到的，就是“言行一致”，而不是“语言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只有具备这样六种素质的人才能成为新生代领导者的顾问培训导师，才能用人品去做产品，用生命去捍卫名誉和为客户创造价值。
采访结束的时候，记者碰到了前来了解后续课程与顾问服务的两位学员。
“以前每年都要参加形式多样的培训，每年花费在培训上的费用也超过了一百万，但是明显感觉没什么效果，即使这样却又不敢停下来，生怕和别人落下差距。”深圳某家具生产企业的董事长陈先生对记者说，“2013年第一次参加汤敏超老师的‘四新’课程，由衷感觉到了汤敏超以及他的课程的与众不同。”
与陈先生有着类似经历的某女性服装品牌的企业负责人王女士同样对汤敏超的课程表示称赞。陈先生与王女士所提到的正是汤敏超老师的顾问式培训。
作为新生代领导者顾问培训导师，既懂“中国功夫”又会“洋武术”的汤敏超老师，“三次轮回”的特殊经历形成了独到的方法论，即“连通官产学，打通学术道”。这样的思维方式更符合国情，从而也让汤敏超老师被誉为“最懂企业的官员”和“最了解政府的创业家”。也正是这些非凡的实践经验，使汤敏超老师能够知行合一，秉承工匠精神，在这场培训界革命中扮演先行者的角色。
中国培训业经过商业化、企业化和品牌化之后，将进入真正意义的产业化时代。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时至今日，中国培训业既存在良莠不齐，同时又藏龙卧虎，一直在不断的自我规范和自我完善，正如今年1月8日在北京成立的中国名师联盟一样，培训行业正重新崛起，自律、自省、自强，未来将会出现更多的像“顾问式培训”一样的培训新模式，它们能否共同推动中国培训业的转型升级和真正实现产业化?拭目以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