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西川

(郑州师范学院 经济与管理学院 450044)

摘要: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使理论和政策创新符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 特色，是新时代中国管理学者及社会实践者应完成的任务。发展迅速内容多元的 中国社会实践、寻求突破的管理学发展范式为中国管理学理论的发展提供了基础。 本文认为，中国管理学新范式应是反映管理本质、扎根本土文化、回归管理学自 认属性的范式。

关键词:中国管理学 本土文化 管理学范式

习近平总书记于 2016 年 5 月 17 日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和 2020 年 8 月 24 日主持召开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时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从国情出发，从中国实践中来、到中国实践中去，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使理论和政策创新符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管理学理论是实践经验的总结，与管理对象和管理学发展环境紧密相关，管理理论所拥有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是管理所处的制度环境的反映。管理理论对实践具有指导作用，管理理论与现实实践的脱节及理论不能满足指导鲜活实践的弊端，促使管理理论研究及管理实践工作者有必要关注管理理论的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上述要求，为构建来自中国实践、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学理论指明了方向。

一、独具中国特色的管理学发展环境

(一)发展迅速内容多元的中国社会实践 从发展阶段看，到目前为止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的高度集中社会主义计划经济阶段、改革开放后至十八大前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阶段和十八大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阶段，这为中国特色管理学理论确立积累丰富的经验。

从市场体系的构建看，经过改革开放后的市场培育(1978-1991)、快速成长(1992-2000)、开放创新(2001-2012)(马建堂，2021)，为市场在资源配臵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政府作用更好发挥奠定了基础。 进入新发展阶段，土地、金融、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市场化改革的逐步深化，实现市场体系从初级到现代飞跃的条件基本具备， 市场体系发展为管理学理论发展点定理基础。

从产权制度改革进程来看，党的十五大提出‚非公有制经济是我 国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健全归属 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公有制经济 财产权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同样不可侵犯。‛修正后的《宪法》第十二条、十三条分别规定‚社会主义的共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 ‚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民法典》第 207 条对国家、集体、私人等的物权做了具体的规定和保护。产权明晰和保护，对市场体系的顺畅运行提供了基础和保证。产权制度落实与完善为管理理论作用的充分发挥提供了保证。

从人民的生活水平看，我国的贫困发生率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人民生活处于赤贫、1978 年的96.2%、到 2020 年的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人均可支配收入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98元(1956 年)、1978 年的171元、到2020年32189元;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 0.22%、1980年的2.22%、到2020年的 54.40%; 预期寿命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 35岁、1980年的67.8岁、到2019 年的 77.3岁;15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80%以上人口是文盲、1980年的5.3 年、到2020年的 9.91 年。(中共中央宣传部，2021)丰富的收入实践变化历程，对管理学理论发展的评价提供了依据。

(二)不能充分反映中国多元实践的管理学理论

从管理实践和管理理论的宗旨和目标分析，提高组织的管理效率和社会效益是管理实践的目的，但已有研究结果证实，管理理论及管理实践并没有达到当初设想的目的。“管理研究并没能实现工业社会的研究应当既强调经济目标又强调社会目标，且最重视公众利益并适当考虑资本和劳动力的合法权益。”（徐淑英，2020)

从管理理论的构建分析，管理理论应当是正确指导社会实践的工具，但现有的研究结果证实，目前有大量大学课堂正在教授给学生的理论是与生产实践不匹配的。“波特的战略框架:不仅是认识论的黑洞，实际上更是反社会的。因为它留存了过多的收益却不起作用，反而对商业无益。它刺激了企业领导不再惧怕做对股东或下属有害的事。”（徐淑英，2020)

从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创新分析，新一代信息通讯技术的发展及商用，催生新业态、新模式的同时，提高了经济社会运行的 复杂化、网络化程度，改变了原有的组织建构和生产关系，对管理提 出了新的挑战。“从运行机制来看，基于互联网平台和数据资源的数 字化治理，可以实现跨部门、跨层级、跨系统的数据共享和无缝化、 矩阵化、网络化的协同治理，及时、精准地满足社会各界多元化诉求， 为建设回应型政府、打造智能化社会治理体系提供有效途径。”(蔡跃 洲，2021)

(三)寻求突破的管理学发展范式

习近平总书记在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突飞猛进，科学研 究范式正在发生深刻变革，学科交叉融合不断发展，科学技术和经济 社会发展加速渗透融合。”为寻求管理学发展范式的突破指明了方向。

互联网、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通讯技术的大规模应用、中国超大规模经济体优势、中国政府相关经济社会发展政策，海量的大数据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又一特色。加上中国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经济 所有制的多样性以及全球最具特色的‚政策数据库‛等得天独厚的优势，为中国经济学家开展以大数据为基础的定量实证研究，探索中国经济发展规律、数字经济运行规律、政府与市场之间关系等重要理论与现实问题，提供了一个可以产生重大理论创新成果的“富矿”。(洪永淼等，2021)这些“富矿”将会为孕育管理学新范式提供生动多样 化的素材。

新中国成立后，从集中有限的科技资源、围绕核心目标重点任务开展工作，到改革开放后围绕工作重心转移制定科技体制改革、激发科技工作人员积极性，科技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作用越来越受到重视。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又进一步指出“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举国体制”。(蔡跃洲，2021)取得辉煌成绩的“新型举国体制”为管理学发展新范式的建立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例。

二、中国管理学发展历程

(一)崇尚自然的本土管理实践本土管理思想来源于对自然实践认知能力的总结，以此形成的管理方法对今天的管理实践仍有巨大影响。《大学》第一章开首:“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 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 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格物即是对自然规律的认识与探究。《老子》第一章开首“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按照老子“无为”的思路，人的活动应限于必要和顺乎自然的范围，“顺乎自然”就是按照时势和事物本性的要求去做。人的活动、人的进化及人的主观感觉与客观现实的情况密切相关。思想家孟子认为，政治统治有两种:王道和霸道， 王道即是圣王之道。要实现王道，人人都要受到适当的教育、懂得人伦之道。(冯友兰，2019)懂得人伦之道的目的在于人与人之间更方便沟通、更容易组成行动统一的行动团体，达到提高“格物”的能力，加强对自然规律的认知和把握。

(二)伴随开放的国外管理理论引入改革开放后，顺应经济全球化发展变化趋势，从提高资源要素利

用效率、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角度，国家实施一系列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举措。“引进来”、“走出去”、创办经济特区，开发开放上海浦东，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等战略举措，中国经济快速融入世界。推动 这些战略落实并形成经济社会成果的，是一系列被应用于管理实践的管理理论。亚当斯密的劳动分工理论，在工场制度中得以充分体现的生产控制理论、体现定期维护和质量控制(包括质量统计控制)的泰 勒科学管理理论，突出专家管理的委托代理理论，促进内部竞争的利润中心成本中心理论以及与之相关的外包理论、迈克尔波特战略管理理论，体现生产车间人际关系的霍桑实验、赫茨伯格的 X 理论、Y 理 论等对中国的管理实践有过积极影响。还有大学商学院专门开设相关课程传授管理理论、企业咨询及管理研究机构专门研究相关理论的落 地应用，引进的管理理论对促进形成中国管理理论、推动中国经济社 会发展产生了广泛影响。

(三)社会实践要求构建新时代中国管理理论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 72 年的奋斗发展，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从城市到乡村，从公共基础设施改善到人文健康水平提升。 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人均国民总收入超过 1 万美元， 处于中等偏上收入经济体行列，迫切需要新的与之相适应的管理学理 论指导未来的发展和实践。

从管理学理论自身发展来看，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加速进步， 我国管理学理论研究、社会实践发展以及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科技综 合实力已大幅提升，尤其是科技实力由改革开放初期的全面跟跑进入 到跟跑、并跑、领跑“三跑并存”阶段，亟需以过往发展经验为基础、 与中国管理实践契合的管理理论发展。

从社会发展阶段看，我国已进入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阶段，新发展理念的加快实施、新发展格局的逐步形成，随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美好愿望成为现实及乘势而上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开启，亟需与之相应的管理理论。

从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主要动力的世界科技发展趋势看，互联网、 大数据、4G/5G 移动通信、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加速演化进步，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的步伐逐步加快，公认的创新活动系统性、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等的特征被不断强化。这些因素大 大增加了有效率管理的难度，对管理理论创新提出了更高要求。

三、基于实践的管理学理论构建

(一)发现管理本质从中国传统哲学看，“格物”是中国人为人处世及走向社会管理的开始。“格物”的目的是“致知”，是为了弄清楚诸事诸物之间的关系，以便准确管理。中国哲学家们的社会经济思想和管理路径都强调要区别“本”和“末”，即是格物的体现。在一个以农业为基础的国度里，农业生产自然被认为是立国之本，而商业则被认为是立国之末，因为经济生产主要靠农业，而商业主要关系到产品交换。而产品交换终究以生产为前提。(冯友兰，2019)因此，管理的本质一方面即是工作须遵循事物间存在的“理”开展，且这种“理”的存在并不以物的存在为必要条件，也不由人的主观制定或由人的教导及推行而改变， 这种理是永恒的。另一方面就是要管理者利用自身的智慧发现这些“理”，以达到管理的目的，这个“理”即是事物间本来的样子。

从借鉴国外管理实践对事物间“理”的探索经验看。企业管理强调“质量第一、利润第二”；企业生产的主要目的不是为股东谋利，企业生产的唯一目的是让顾客满意;处理车间人际关系的关键是“公平”而非“和善”；金钱激励并不能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企业是一个由股东、员工、供应商、管理者、客户、研究者和利益相关者组成生机勃勃的有机体，有机体只有满足各方需要才能蓬勃发展等理论。 这些在企业经营不同阶段所发现的理，有益于从不同角度去发现认识管理的本质。

(二)扎根本土文化

管理的对象是“人”，管理举措的执行靠的是人，人是管理的核心。“人性”是影响管理成败的重要因素，人性反映文化、文化规定人性，中国管理学从中国管理实践中来又要对未来的实践发展进行指导，中国管理学应扎根本土文化。

中国文化是基于“礼”的文化。“仁、义、礼、智、信”是中国文化的根基，仁、义服务于礼，智、信是礼的延伸。“礼”的无处不 在，使得“长幼、男女、师生”等不同的人可以和谐相处，支撑中国社会结构的稳定。“礼”是人们学习了解规章制度前提，通过学习“礼”使得各种规定措施得以贯彻执行。 基于“血缘”亲情的文化。“亲”是人们交往的前提，交往的深入使人之间更“亲”。随着人们对“亲”认识的深入，从而有“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世界大同认知。随着“亲情”认识的进一步拓展，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父母官”为基础，共同体社会有了进一步发展。

基于“道”的阴阳变动文化。“道”是人对自身以外事物变化规律认识的结晶，是人对自然认识的最高层级。从“大学之道”到“道 可道，非常道”及“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是宇宙万物中每一类事物中所包含的原理。“道”的存在是永恒的，不以人的认识变化而废止，谓之“天”。“道”的变化遵从“阴阳变化”规律，即自身对自身的否定。宇宙中一切事物的存在都以其他事物的存在为依归，人的认识就是发现这些蕴含在事物变化中的“道”及“道”的变化规律而提高。

基于“礼”“血缘”及变动的文化观，应成为中国管理学的内核。

(三)回归管理学发展“自然”属性

管理实践及管理理论发展与特定文化密切相关。人类社会发展的历程是不断寻求突破性生产技术以生产满足自身需要的生活资料的过程。随着生产技术的突破性发展，人类获取生活资料的能力不断提升，每次生产技术的突破、生产力水平的提升都以前期技术发展和生产力积累为基础。因此，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自然进化的过程。管理实践和管理学理论的发展是以一定的技术和生产力水平为基础，充分提升资源的使用效率，服务于人类社会的发展，实现人类活动的效率最大化，从这个意义上说，管理实践及理论发展也是一个“自然”进化的过程。特定文化产生于人类社会发展的特定过程，与管理实践密不可分，特定文化因素因此能够影响管理实践发展进程及管理理论发展方向。中国的管理实践及管理理论只有与本土文化紧密结合，才能促进管理实践进程及更充分发挥管理理论的影响力。

管理实践及管理理论发展应以新一代信息通讯技术应用范式为基础并借鉴其他管理理论成果。新一代信息通讯技术以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形成的新主导技术体系，加速推动人、机、物的智能化融合，一方面催生新的商业模式、提高生产效率;另一方面助力宇宙演化、生命起源、意识机理等基础科学研究重大问题取得突破，并为基础科学研究的宏观拓展、微观深入、向极端方向加速提供帮助。基础技术研究的突破及新商业模式不断生成，推动基于市场竞争选择和新一代ICT 技术应用场景的生产实践生态的发展，为管理学理论新范式的形成提供素材。这种新范式扎根于市场主体竞争选择和新一代 ICT技术应用生态环境，凸显管理学理论的“自然”属性。来源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管理学理论，是管理实践探索积累的结果， 为管理实践的正确发展产生过积极作用，有的理论仍然在实际管理实践中发挥着积极影响，应积极主动借鉴这些优秀管理理论的成果，丰富本土管理学理论的发展。

中国共产党的新型举国体制为管理实践及理论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发展范式。从抗战时期的基于边区对敌斗争和生产生活需要，到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 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中国共产党的“举国体制”能够围绕当时工作重心针对性确定战略方针并制定相应组织安排，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就。从“两弹一星”“核潜艇”到“天和”空间站航天员成功入住，攻克并掌握了系列关键核心技术、形成产品和技术标准、培养聚集了大批专业技术人才和科研团队，为国家科技事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中国共产党的自下而上为有效动员创新资源提供组织保障多层级严密完善的组织体系，围绕组织核心目标最大限度克服层级过多可能导致目标偏离的“自纠偏机制”，组织成员围绕核心目标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并有效提高科技创新各环节的执行力，是顺应当时发展环境“自然”需要的结果，为管理学理论发展提供了很好的范例。

参考文献:

1.马建堂.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与构建新发展格局[J].管理世界，2021.05.1-10

2.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与行动价值[ol]

3.徐淑英.商学院的价值观和伦理:做负责任的科学[J].管理学季刊，2020.06.

4.蔡跃洲.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科技创新治理及其数字化转型——数据驱动的新型 举国体制构建完善视角[J].管理世界，2021.08

5.洪永淼等.大数据如何改变经济学研究范式?[J].管理世界，2021.10.

6.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M].北京:中华书局，2019 年 4 月版.

作者简介:陈西川，男，河南嵩县人，郑州师范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 研究方向为科技政策与科技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