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包产到户，到合股联营，分合皆为改革——
农村改革的安顺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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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贵州安顺平坝小河湾鸟瞰。
卢 维（影像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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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万秀斌 汪志球 黄 娴 程 焕
核心阅读
在贵州安顺，围绕如何盘活土地过上好日子，先后涌现了“顶云经验”和“塘约做法”两次改革。40多年前，顶云公社义无反顾破除大锅饭；4年前，塘约村集中确权土地，耕地自愿入股合作社。
从包产到户，到入股合作，不变的是矢志不渝的改革精神。立足需求，敢闯敢试，乡村振兴动力更加强劲。
两个村，两次改革，都因“地”而起。
1977年，冒着被扣“走资本主义道路”帽子的风险，贵州省安顺市关岭县顶云公社悄悄实施包产到户，当年粮食就大丰收。在我国农村土地改革的大潮中，涌出一朵被称为“顶云经验”的浪花。
2015年，抱着摆脱贫困落后面貌的强烈意愿，安顺市平坝区乐平镇塘约村农民把土地集中入股合作社抱团干，短短3年，贫困村变成了小康村。如今，安顺全市九成以上村庄都在推行“塘约做法”。
从包产到户，到入股合作，不变的是矢志不渝的改革精神。
顶云：打破大锅饭，实现吃饱饭
夕阳下，院里三角梅竞相绽放，三层黄色小洋楼更显别致。耄耋之年的陈高忠坐在院子里，一缸浓茶下肚，思绪回到40多年前。
“让全队老少都能吃饱饭，跟饿肚子的苦日子做个了断。”谈及自己发起的那段往事，陈高忠平和而坚定的语气中，仍能听出当初的义无反顾。
1976年春节刚过，顶云公社陶家寨生产队愁云又起，不少家庭陆续断粮，很多社员只能靠野菜拌米糠充饥。“出工人等人、干活人看人、收工人赶人。”38岁的新任生产队长陈高忠，曾在省城修过铁路，是寨子里最有见识的人，他分析生产搞不上去，关键在于大集体窝工现象严重，社员出工不出力。
赶在春耕前，在陈高忠组织下，陶家寨生产队秘密实施了一件大事：将全队人口按劳动力状况分为三个小组，土地、农具和耕牛等生产资料平均分配，以包产到组的形式开展农业生产。
当年秋收过后，生产队把各小组的收成汇总起来，惊喜地发现粮食产量较往年翻了倍。“人均口粮从212斤变成504斤，人均收入从56元涨到200多元。”时至今日，陈高忠还能准确说出增收数据。首度“试水”分地就实现了吃饱饭的目标，也撑大了陶家寨生产队的胃口，他们准备再拼一把。
第二年开春，陈高忠召集6名生产队队委会成员，躲进后山一片叫灯盏窝的洼地，藏身树木杂草中，商量包产到户的具体实施方案。当天晚上，生产队30户村民在一张牛皮纸上签名、按手印，一致同意将全队田地分摊到户。“不敢明着分，田坎上埋下石头桩子作地界，用绳子把土地划成小块，分摊到各家各户独立经营。”分完地后，每天清晨还没等陈高忠吹响上工哨，田间地头早已热火朝天。
这一年，陶家寨迎来了久违的大丰收，粮食产量较上年又翻一番。陈高忠清楚地记得，交完公粮后家里谷仓还是满满的，不光自家人能吃饱饭，还有余粮接济外乡亲戚。
陶家寨分地的事很快在公社引发示范效应，一些生产队纷纷私下组织分地，还有人直接给省委、地委和县委写信，请求从政策层面认可，“光明正大”地干。1978年4月，关岭县委同意在小部分生产队试行“定产到组、超产奖励”制度。秋收季节，顶云公社16个试点生产队全部增产。当年11月11日，贵州日报在头版以整版篇幅公开报道顶云公社的改革实践，而且旗帜鲜明：“定产到组姓‘社’不姓‘资’”。
“报道迅速引起强烈反响，触发了一场震动全省的大讨论。我们思想压力非常大，不知道是干了大事还是闯了大祸。”回忆起当时情景，时任顶云公社党委书记卢泽江心潮澎湃，各地干部群众的信件雪片般飞来，质疑声和支持声此起彼伏。一个多月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一锤定音。1979年，关岭县在全县范围内推广“顶云经验”，1000多个生产队轰轰烈烈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
塘约：抱团闯市场，快步奔小康
“破石板、烂石墙、泥巴路、水凼凼。”离顶云公社100公里开外的塘约村，到2013年还顶着贫困村的帽子。
2014年夏，一场罕见暴雨洗劫塘约村，洪水冲毁农田、道路和部分村民房屋。面对一片废墟，村党支部书记左文学决心行动：抓住灾后重建契机，给塘约来次大改造。
灾后第五天，86位村民代表聚集村部，共商出路。“留村的多为妇女老幼，一些土地也撂荒了，如果大伙联起手来干，塘约也许能变个样。”在左文学的主持下，会议决定成立以党支部牵头、村集体所有的合作社，集中经营村里的土地。
“合作社要办黄了，我们家吃饭都成问题。”贫困户周贵友兄妹6人，父亲传下来的承包地，到他手中只分到半亩水田和半亩旱田。顾虑并非个案，一些人害怕集体经营不出效益，赚不到钱反搭进地。
为打消村民疑虑，村两委采用GPS、航拍等手段对全村土地精准测量，对土地承包经营权、集体土地所有权和农村集体财产权等“七权”进行归属界定，请区政府颁证确认。“入社自愿、退社自由，土地有了‘身份证’，谁也弄不丢。”左文学告诉村民。
到2015年3月，敢“吃螃蟹”的村民还只有50多户，合作社以每亩700元的价格流转300多亩地，不足全村确权耕地1/10。“我们用流转土地向信用社贷款400多万元，‘死资源’变成‘活资产’，解了创业资金短缺的燃眉之急。”合作社负责人丁振桐介绍，村里用这笔钱将合作社土地进行整合，水渠、道路等设施修缮一新，还发展了蔬菜基地、水果基地等产业，村民参与劳动每天能获得80元报酬。
年底清账，村集体经济从4万元涨到80万元。抱团发展初见成效，增强了村民对合作社的信心。“怎么调动更多村民积极性？合作社决定把土地流转改为土地入股，村民直接参与合作社年底分红。”2016年初，全村所有921户村民签订了入股协议，耕地全部入股合作社。
确权土地集中后，塘约累计从农信社获得1725万元贷款。合作社成立了生产团队，集中种植蔬菜、莲藕、精品水果、羊肚菌等；配备了销售团队，在全国各地找买家，并带回最新的市场信息指导生产。此外，合作社旗下还组建运输公司、建筑公司、妇女创业联合会等经营实体，解决富余劳力和返乡村民的就业问题。
周贵友入股合作社后，他的土地被折算成1.2股，村集体又赠送他15股。每年红利超过1万元，加上他和妻子在合作社种植基地务工，每月劳务费不下4000元，小日子一不留神就红火起来。
2016年底，塘约村集体经济收入突破200万元，其中80万元由社员分享。全年村民人均纯收入超过万元，一半的农户盖起了新房，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土地“分分合合”，唯改革精神不变
岁月匆匆。当初，陈高忠家6口人，现在老少19口，子孙各自在外已无人料理田地。当年的分地“先锋”也把地入股给了合作社。“时代在变，守在家里的劳动力少了，自家的地往往种不过来，就得想新办法。”
40年，土地由合到分，又从分走向合。“虽然都是集体经营，但今天的合作社与以前的人民公社是两码事。”亲历大集体劳动和包产到户两个历史阶段，退休多年的卢泽江依然关注农村变化。对于目前推行的农业经营模式，他认为既避免了吃大锅饭，又弥补了一家一户生产方式的局限性。
区别在哪？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刘守英一语道破：这一次的“合”，以全面的权利界定以及自愿为基础，最重要的是充分考虑了利益联结。
在塘约村，土地收益由合作社、村集体、村民按照3∶3∶4的比例分成。“村民土地交给集体是以确权为前提，变为股份收入。这样，集体收入的多少与个人股份分红直接相关。”村委会主任彭远科说。
“各产业基地负责人完不成产值的扣薪水，超过产值部分则按比例提成，因此更有动力带着社员一起干。”丁振桐介绍，实践中他们还摸索了将劳务工资和增值分红与劳动成果直接挂钩的激励机制，避免“干与不干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的平均主义大锅饭。
说起集中经营的好处，彭远科这样分析：40年，塘约土地数量没变，随着人口增多，各家土地越来越少，个体种植收益难以满足家庭需要，村民只能外出务工。“不如集中起来规模化发展，一举两得。”如今，到塘约，放眼就能看到规模化的种植基地。种植品类变丰富了、有规模了，村里还建起近千立方米的冷库、电商销售平台、农业展示园。“村里现在每一寸土地都用起来了。”
“面对千变万化的市场，一家一户就像大海里一艘艘小船难以抗拒风浪。抱团合作联营，形成一定规模，就有了应对的可能。”关岭县委书记黄波表示。
“不管是当年顶云公社的‘分’，还是今天塘约村的‘合’，立足时代需求，敢闯敢试，探索发展新路径，贯穿其中的改革精神一脉相承。”安顺市委书记曾永涛表示，安顺将继续落实各项惠民政策，推动资源要素向农村配置，通过市县乡村四级联动改革，带动农民脱贫致富，助力乡村振兴。
《 人民日报 》（ 2019年01月11日 07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