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远新
作者简介：杨远新，男，汉族，1953年6月生，湖南汉寿人，毕业于武汉大学作家班，获文学学士学位，国家一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会理事，湖南省公安厅三级警监、一级警长，湖南省人口管理与青少年犯罪研究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曾任汉寿县创作组创作员，汉寿县政协一、二、三届委员，《沧浪》主编，《小溪流》编辑，宁乡县公安局党委委员、分管刑事侦查副局长兼县严打办主任，湖南省公安厅《当代警察》副总编、副编审，湖南省公安厅人口与出入境管理局政治协理员等职。1971年开始发表作品，迄今发表、出版各类文学作品1680多万字。长篇侦探小说《百变神探》《春柳湖上》《红颜贪官》《爱海恨涯》《拟任厅长》《东追西捕——魔头张君19天亡命录》《特区警官》《惊天牛案》《追剿解放后隐藏湘西16年的匪首夫妻》，长篇儿童小说《险走洞庭湖》《雾过洞庭湖》《孤胆邱克》《欢笑的碧莲河》《小甲鱼的“阿姨”》《牛蛙大王》，长篇报告文学《奇人帅孟奇》《岳阳监狱保卫战》《县委书记的十五个日日夜夜》《走进福山福水》《天有巧云》，中短篇小说集《沧浪流水》《今夜，非弄个水落石出不可》《落空的晚宴》等专著55部。2014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19卷本880万字《杨远新文集》。曾获国家图书奖、公安部金盾文学奖、湖南省首届文艺创作奖、湖南省首届儿童文学奖等58次。现为阿里巴巴文学网、中国联通沃阅读、中南大学出版社签约作家。
一 他走上讲坛，世界震动了
20世纪80年代，中国南方重镇广州，作为改革的试点，决定向五大洲、四大洋开放。热心合作、真诚投资的外国朋友，思乡心切的海外同胞，纷纷拥来。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随着经济的繁荣和发展，随着与海内外联系的日渐广泛，先进的通信设施成了这里求繁荣、图发展的必需条件。当时，无论是羊城，还是祖国各地城乡，到处存在着打电话难的现象。“嘟——!”占线。“嘟——!”占线。为拨通一次电话，不知要耗去多少时间和精力，有时一上午，有时甚至一整天，就为拨通一次电话累得精疲力竭。市内电话、国内电话均这么难通，国际电话就不用提了。那些五大洲四大洋的来华投资者、旅游者、洽谈者，踏进神州大地，处处如遇春风，如坐祥云，遗憾的就是通电话难，他们为此而苦恼、而徘徊。因为在竞争激烈的国际市场，信息就是金钱，时间就是财富。显然，在中国，在羊城，这种落后的通信条件，已远远不能适应四化建设的需要，远远跟不上工业社会发展的步伐。于是，广州与欧洲某发达国家签订了引进光导纤维通信的合同书，首先兴建“广佛线”。
光纤通信是一个奇妙无穷的世界。一根等于头发丝粗细的光导纤维，无论横贯蓝天，还是穿越地层，可通2．5亿路电话，就是说，5亿人在不同的地点，可在同一时候，在这同一根光纤上顺利通电话，它也可传送几十万套电视。其容量惊人到难以置信的程度。不过，这还是理论上的成果。真正从理论转向生产，转向实用化，现在世界上达到最高水平的光纤通信才传送7680路，离2．5亿，相距甚远，还有很大的潜力有待发掘啊!就是这个7680路，也够先进，够迷人，够落后国家气喘吁吁地去追赶了。正因如此，欧洲某发达国家在与我国签订“广州—佛山长途光缆通信线路”实施合同书后，耍手脚，玩花样，不讲信誉，不守合同。实施需要的材料、器械、设备、技术，总是不按时提供。按预定的竣工期已延误半年之久，广州方面派员洽谈、催促，一而再，再而三，均像水上打一棍，无丝毫作用。多少人停工，多少设备闲置，多少金钱不能转化为再生产，更重要的是工农商学、国防、科技，海内海外，国内国外，四面八方都急切地盼望着使用这条先进的通信线路。其损失是无法用数字来体现的。羊城人此时心急如焚，想哭、想骂、想吼。可是，哭谁?骂谁?吼谁?只怨自己的科学技术落后于别人。
有人得知，国家邮电部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兼总工程师赵梓森和他的同事们，在国内率先研究光导纤维通信，已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他们提议请赵梓森来羊城解除洋人在“广佛线”上设置的难关。这提议提出来是迅速的，遭否定也是迅速的。光纤通信，尖端科学，美国康宁公司在1970年花费了3000万美元才制造出了第一根30米的光导纤维，我们国家这么贫穷，又是邮电部下属的一个小小的研究院，能攻克这样的尖端科学?国际上早有定论，我国通信水平已落后国际先进技术一百多年。赵梓森并非神仙，能有本事率领他的同事们赶上来?回答是摇头，是叹息。
自暴自弃不是中华民族的传统。
无私无畏才是中华民族的传统。
毕竟是八十年代，也毕竟是在率先实行改革开放的羊城。有人满怀着对赵梓森和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的希望和信任，乘车北上，来到江城武汉，来到东湖之滨的南望山下，疾步穿过那条林荫道，跨进赵梓森的办公室。
天啦！第一印象令他们感到失望。办公室陈设简陋也许不算什么。因为俭朴、平常，是中国科学家的传统和习惯。关键在于面前的这位总工程师，一个科学家群体的领导者、指挥者，其貌平平，其语讷讷，身材比他人矮一头，身胚比他人减一半，瘦小单薄，都什么年代了，还是一件咔叽布罩衣，居然洗得晃晃亮眼。实在缺少大家风范，大家气派。不过，那双明亮的眼睛所透出的睿智、机敏的光芒，却显示出天才和伟岸。五十多岁的人，那脸却极端正，极红润，让人看到希望和力量。他们坐了下来。来意是明了的，回答却是绵长的。赵梓森望着窗外巍巍矗立的南望山，那脸更红，那眼更亮。来人更急了，以为他无法满足他们的要求。他笑了。他告诉他们，欧洲这个发达国家不信守合同，不按时提供技术和设备，是因为“国际巴黎统筹委员会”下了禁令：“光纤通信技术不准向共产主义国家转让。”在国际尖端技术上，资本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历来都是实行封锁的。对光纤通信技术，可以说封锁得更严更紧。好一道“巴统”禁令，给这么多信仰共产主义的国家和地区，给这么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民族和人民，制造前进的障碍，形成发展的威胁。科学应该不分国界，不分民族，不分地区。科学成果应该为全人类所享有。这样，全世界才能发展得更快更好。然而，私有和垄断是资本主义国家生存的根基和命脉。社会主义国家必须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努力掌握先进的科学技术，来打破资本主义的垄断。我国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从1973年奋战至今，目的就是为了突破“国际巴统”禁令，靠我们自己的技术，发展光纤通信事业，促进国家的振兴和富强。
来人高兴得差点跳起来了。他们带着力量，带着信心，带着希望回去了。到了广州，他们才想到，喜悦之中竟忘了和赵梓森签订供需合同。赵梓森何时来广州?赵梓森何时提供技术和设备?这一切的一切，均忘得干干净净了。该死！他们埋怨自己。
没过几日，欧洲某发达国家在他们既未要求、也未催促的情况下，却突然送来了光纤通信设备和技术，“广佛长途光缆线路”可望建成，可望使用了。为什么会有这突如其来的变化?正当人们大惑不解时，从北京城传来了振奋人心的消息。
几日前，“国际巴黎统筹委员会”在北京召开学术交流会，不同肤色，不同国度的学者、专家走上讲坛，宣读他们的论文。会场是安静的，祥和的，而这种安静与祥和中，又隐藏着激烈的拼杀和竞争。作为中国代表的赵梓森，明显地感到整个会议隐隐显露出对东道主国家的轻视和嘲弄。他心中万马奔腾，表面却不露声色。轮到他宣读论文，他离开座位，健步登上讲坛，睁大明亮的眼睛，扫视了一下会场。咳嗽，挪动，交头接耳，从这每一个细小的动作中，他看到了轻蔑和挑衅，看到了封锁和禁令。他仿佛面对一场战争，他要战斗到底，他要获取全胜。他手捧光纤通信论文，朗朗宣读，铮铮有力，犹如重炮穿越长空，落入对方阵地，轰然巨响，震动四野。先前用不屑一顾的眼光斜视他的那些高鼻梁、黄头发的学者、专家，此刻惊讶、惶恐地盯着他，全神贯注地听他发言。赵梓森向会场举起了140Mb／s光端机的照片，如同大将军向全世界公布一场战争的辉煌战果，顿时全场哗然。此时此刻，“国际巴黎统筹委员会”才发现，才相信：中国，这个占世界人口1／5的社会主义国家，已经掌握了先进的光纤通信技术。他们下达的“不准向共产主义国家转让光纤通信技术”的禁令已不攻自破。
在这种情况下，坚持“巴统”禁令，不仅对中国已毫无实际作用，相反还会给西方发达国家带来严重的经济损失。于是欧洲人如质如量地向“广佛长途光缆通信线”提供了技术和设备。
啊!人家有的我们必须有，这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二 铜皮铁骨赤子心
人们生活在同样的时空，呼吸同样的空气，对人类、对社会的奉献却有大有小，甚至相差很远。原因何在?不在于你干什么，而在于你为什么而干。
赵梓森在人生旅途上跨越了58个春秋，他每走一步，都有一个明确的目标，都要朝着这个目标孜孜不倦地进取。他从小选定的一个总目标，就是要为祖国的强盛，为民族的振兴，贡献自己的毕生力量。
他8岁那年，一个朦朦胧胧的年岁，一个朦朦胧胧的世界，多么需要明媚，多么需要温情，可他看到的是被炮火轰炸得歪歪斜斜的天，被鲜血浸染得乱糟糟的地。日本强盗的飞机在中华大地肆意掠过，日本强盗的铁蹄在神州山河横行无忌。他的家和中国亿万个家庭一样，没有安生的场所。父母只好携带他兄弟姊妹8个，离开自己的小杂货店，躲进英租界，以求暂栖身。可是在租界里受到的同样是白眼。父亲虽然文化水平低，可生活经历丰富，他当过售货员，做过缝纫，早年从广东中山县逃难到上海谋生，也就是因为无法忍受老板的虐待。血性汉子永远改不了本性，他和母亲商量，就是死在日本鬼子的枪口下，也不能待在英租界受窝囊气。从小当过丫环的母亲在苦水里泡大，懂得许多爱国家爱民族的道理，赞成丈夫的意见。于是，这一家10口又回到了自己的小杂货店。此时的上海滩头，已遍地架满日本人的刀枪，随时都可听到中国人惨遭蹂躏和杀戮的哀号。他家的小杂货店隔壁就驻扎着一群日本兵。一天，一个日本兵拿着一条旧毛巾走进他家的小杂货店，要他母亲换一条新毛巾。他母亲不肯，这日本兵就将他全家拖到大街上站成一排，逐个抽打。母亲扑上前，抱住日本兵的手，狠狠地咬下去。这日本兵像一条疯狂的豺狼，将他母亲捆在树上，劈头盖脸地滥抽滥打，一条条血痕，一道道伤口，深深地刻在母亲脸上和身上。这凄惨的一幕，镌刻在他心中，抹不掉，洗不去。他暗暗发誓，长大要为母亲复仇雪恨。从此，他注意锻炼体魄，无论酷暑严冬，从不停歇，终至成为一个精干强悍的小伙子，黑不溜秋，机警敏捷，被人们称为“铜皮铁骨”。学习上，他刻苦用功，特别是他喜欢的化学、几何，每次考试总是100分。他将学来的化学知识用于做试验，急切地想自己制造武器，用来对付日本侵略者。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知识水平的提高，他要复仇雪耻的，不仅仅是为自己的母亲，而是为祖国——整个中华民族的母亲。他懂得了：只有祖国强盛而又繁荣，他和他的一家，他和千千万万炎黄子孙，才不会让人任意蹂躏，任意宰割。
1953年赵梓森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那时他才22岁，一腔理想和一腔热血同时在他心中激荡。他多年来要为报效祖国贡献力量的愿望终于可以变为现实了。别人留恋上海，他却收拾行装，告别两鬓飘霜的双亲，决意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他初到东北，环境、气候、生活均远不如上海，他很不适应。但他从没叫一声苦，眉宇间总是挂满笑意。粗糙坚硬的馒头吞不下，他就用水泡散，强迫自己一口一口往肚子里咽。半年过去，他不仅没有消瘦，反而长胖了许多。人们都把这位活泼、开朗、热情的小伙子称之为一团火，走到哪里就能燃烧到那里。一年过去，国家邮电部根据需要，将他从东北调往武汉电信学校任教。他虽舍不得刚刚熟悉的单位，但他以服从祖国母亲的召唤为天职，二话不说，行装一卷，南下，南下。
葱郁的南望山，伸出结实的臂膀；美丽的东湖水，敞开宽阔的胸怀，一起欢迎这位远方学子的到来。他登上了教学的讲台，他不用因循守旧的教学程式。他认为教学就是创造；教师应该集科学家、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心理学家于一身，培养出的学生才具有想象力，才具有创新精神。在给学生出题的同时，他将答案也一并列出，让学生解答时有一个明确的目标，错了，便于及时纠正。目的不在于得到一个正确的答案，而在于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结果每次全校统考，他教的班级，屡屡名列第一。
这时，中国科学院招考博士研究生。这对立志献身祖国的科学事业，希望摘取科学桂冠的青年，具有多么强烈的吸引力。赵梓森雄心勃勃，决心跨入这座科学皇宫，跻身于这个科学家群体。那样，为民族、为国家作出的贡献就会更多、更大。他利用工作之余的时间，没日没夜地钻研知识，充分作好迎考的准备。
也就在这同时，武汉电信学校由中专升格为大学，原有的教学设备、师资队伍已难适应这一新的飞跃。学校领导正想方设法，从四面八方网罗人才。在这节骨眼上，赵梓森要离开新建成的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报考中国科学院博士研究生，等于给学校领导出了一道棘手的难题。如果同意他去报考，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就将减少一个称职的教师，减少一团燃烧的火焰。放行还是挽留?学校领导对此举棋难定。
这一切，赵梓森看在眼里，装在心里。他面对东湖水陷入了沉思。报考中科院博士研究生，有利于实现他摘取科学桂冠的理想；留校当教师，设备差，条件差，要实现这一理想，将困难百倍。在个人前途和国家需要发生冲突时，赵梓森勇敢地将国家需要摆在了首位。他跨进学校党委书记老张的办公室，倾吐了自己的真情。张书记激动地站起身，紧握他的双手，将他从上到下仔细观察了一遍，发出一阵开怀大笑。 当即，张书记向他下达一道命令：“小赵!你带一个班的学生，研制电子计算机。两个月内，给我搞出一台真家伙来。”
他暗吃一惊，感到一种沉重的压力，但他没有退缩。纵观古今，大凡成功者，几乎都是被压出来的。他以瘦小的身躯，担起沉重的压力，在研制电子计算机的道路上奋勇攀登。他毕竟年轻，知识的汪洋大海还未来得及周游。他迫切需要前辈科学工作者的扶持和引导。他虔诚地叩开了华中理工学院某教授的家门，请教制作电子计算机的有关知识。他摊开图纸问：“是这样吧？”这位教授连望也不望一眼，答：“可能是这样吧！”人格、尊严受到了挑战；理想、追求受到了阻拦。他毅然转身，旋风般地回到学校，一头扎进了他的实验室。世界上往往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当一个追求者受到刺激和打击后，他身上会出现奇迹般的力量，会更快更好地实现追求的目标。赵梓森和他的学生们，仅用56天时间，就试制出了一台能分辨三级微分方程式的电子计算机。此时，正逢湖北省举行电子计算机研究成果评奖，他和华中理工学院的那位教授，都捧着自己研制的电子计算机在评奖会上相遇了。当评奖结果公布时，他的名字排列榜首，而那位教授却榜上无名。
1982年，他独创了教学中的零阶行列式，并以此提出了“用0——∞法解网络”理论。得到我国著名数学家关肇直教授的赞同。用这种理论来解电路中的电流，至今还是世界上最简捷的方法。这篇论文后来在《电子学报》发表，我国通信界前辈蔡金涛阅后，称赞他的这一理论是独创性的。
赵梓森就是以这样的勇气在科学的道路上进取、攀登。然而，要摘取科学桂冠，单凭勇气和志气是不够的，需要科学的方法和态度。他经过这段漫长的道路后，突然发现，今天研究这样，明天研究那样，休想成为大器，必须认准一个目标，选定一个课题，将人生有限的精力和知识集中在一起，进行科学的使用，才能获取更大的效益。选课题，认目标，是事业成功与否的关键。
一向把祖国利益和民族利益看得高于一切的赵梓森，在选择课题、认定目标时当然不会忘记这一点。他工作在邮电通信战线，祖国的邮电通信事业还如此落后，照西方发达国家某些科学家的说法，中国的邮电通信水平已落后世界先进水平一百多年。他有责任缩小这个差距，有责任让祖国的邮电通信事业插翅起飞，赶上甚至超过世界先进水平。只有每一项事业的发展都雄踞世界先进行列，中华民族才能真正扬眉吐气。
他凭借自己懂得的多种语言，查阅世界上各种邮电通信资料。自1861年德国物理学家赖斯发明电话后，通信一直使用的是铜缆。一根直径一厘米的铜缆，只能通话100路，在社会高速发展，信息需要量急剧增加的今天，已不能满足需要。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世界各国的专家试图用中波、毫米波代替之，但都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于是，1966年，英籍华人、英国标准电信研究所物理学家高锟发表论文指出：利用玻璃纤维传导光信号可以实现大容量长距离的通信。1970年，美国康宁公司花费3000万美元制造出了第一根长30米的光导纤维，从而使光纤通信这个神话般的设想变成了现实。赵梓森纵观这一切，从而选定了研究的课题和目标。
三 他的课题和目标在哪里?光纤通信，第一!
1979年，在人类历史的画卷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的史册上，都是值得以浓墨重彩大书特书的一年。占全世界人口总数1／5的泱泱大国，前进的脚步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摆脱贫穷，丢掉愚昧，敞开门户，八面来风，使这片古老的国土插上新的翅膀，升腾，飞翔。这不仅给国内11亿人口带来新的力量和新的希望，也对世界上的众多国家、地区和民族，产生巨大的推动和影响。
在这不平凡的年代，赵梓森和他的同事石青、黄定国、李德健、彭仕玉、唐人杰等所从事的光导纤维通信也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他们在武汉大学等单位的密切配合和大力支持下，研制成功了我国第一根每公里光衰耗只有4分贝的光导纤维。赵梓森为此而激动不已，为了研制成这一根头发丝似的光纤，他和同事们流过多少汗水，吃过多少苦头啊！
在这之前，他曾选择大气传输光通信为研究课题，进行实验。刚刚起步，“文化大革命”如洪水般卷来，他被打成右派，投进了劳改队。他只好夜间躲在被子里进行这一研究。林彪叛逃事件发生后，国家形势略有转机，他又开始公开进行大气传输通信实验。由50米到100米，由2公里到5公里，大气传输光通信距离不断延长。白天干扰大，光线不好对，他们就挑灯夜战。从南望山到10公里以远的汉口水塔，是他们进行大气传输光通信试验的新目标。一辆破旧的后开门吉普车，载着盛有激光器、仪表、三脚架的铁箱，载着赵梓森和他的同事们，穿过沉沉的黑夜，驰越长江大桥，抵达汉口水塔。赵梓森和他的同事们，分别扛着几十公斤重的铁箱，攀缘一级级阶梯，登上矗入云霄的塔顶，汗水的嘀嗒声和粗重的喘息声融为一体，在水塔内发出嗡嗡的回响。这一夜，他们从塔顶发出的电光，经过大气传输到南望山麓，被成功地接收到了。第二天，适逢湖北省科委召开学术报告会，他们利用大气传输光通信，将会场实况送到了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这一成功，曾使他们很是高兴了一阵子。可是，遇到雨天雾天，大气传输受阻，连500米也很难通过。看来，此路不通，必须寻找新途径。后来，他从资料堆里发现，国外已采用石英制作光导纤维用于通信。他综合分析，得出结论：光导纤维通信具有传输容量大，通信质量好，抗干扰性能强，成本省等显著优点，有着无限广阔的发展前景。他暗暗下定决心，朝着认准的路走到底，在我国把光纤通信事业发展起来。
1974年，他为了进一步了解全世界光纤通信事业的发展水平，他决定专程进京，拜访随中国科学家代表团赴美访问刚刚回到清华大学的钱伟长教授。
赵梓森和于恩训来到国家邮电部，讲明了来意，要求对清华大学开一纸介绍信。掌印者端详着他俩，说：“要我开介绍信不难，只是大名鼎鼎的科学家会不会和你交谈?”
谁说得准呢?有的人成绩大了，名气大了，随之架子也大了。有的人成绩大了，名气大了，却越来越谦虚、谨慎。钱伟长教授属于哪一种名人，只能让事实回答。
在一间灰尘满地的教室里，他俩见到了景仰已久的钱教授。“钱伟长!有人找你。”两个学生吩咐一声，嘻哈而去，教室里就只有主客三人。访美归来的大科学家，怎么会在这样的地方工作?他俩大惑不解。钱教授放下扫把，拍拍粘在中山装上的灰尘，说：“你们别在意，照工宣队的安排，今天轮到我改造。两个同志!有什么事要找我呀?”
简简单单一句话，一下沟通了两代科技工作者的情感。钱教授打量着面前要研究光导纤维的年轻人，心情异常激动，紧紧握住他俩的手，大声说：“好！好!”接着，他详细介绍了他所知道的美国研究光导纤维的情况。这两代经历不同的知识分子，忘记了他们的处境，忘记了时间的流逝，完全沉浸在如何发展我国通信事业的遐想中。他们整整畅谈了四个小时。分别时，钱伟长用深情的音调，寄予厚望地说：“我等候你们的佳音！”
此后，赵梓森在研究光纤通信的征途上，每每遇到困难时，钱教授的话就在他耳边响起，有如催征的战鼓，他不能辜负老教授的期望。他要向老教授报捷。
光纤通信是一门新兴科学，不为人们所熟悉和了解。人们还未认识到这是第三次革命的一项重要技术，尽管在院里多次提出这一课题，并汇报自己的方案，有些人还是不能理解。经过一再努力，才被同意列为一般项目。几经周折，他提出的“关于光导纤维通信的技术方案”终于在这一年被国务院科技办公室和国家邮电部批准，正式列入国家重点科研项目。对于一个科学工作者来说，这是人生最幸福、最快乐的事。有了这“特别通行证”，他和他的同事们可以放开手脚大干了。
武汉，是我国三大“火炉”之一。炎炎夏日，人们都到当风处纳凉，赵梓森却在院器件研究所借用了一个狭小的清洁间充当实验室，他率领同事们一头扎进里面，进行紧张的实验。光纤的研制，属于超纯化学过程，它要求取得的材料所含杂质不得超过十亿分之一，比半导体材料还要纯100倍。仅凭几个电炉，几个烧瓶，要熔炼出这样超纯度的石英玻璃，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
赵梓森和同事们把高纯四氯化硅和氧气通到玻璃管内，用土车床带动玻璃管转动，底下用电炉加热。一次不成，二次，三次……他们执着地坚持下去，试验了几十次后，终于在玻璃管中发现了一点点白色粉末，他们以为石英玻璃炼出来了，大家不胜欣喜。拿出一分析，结果是硅胶。赵梓森分析和验证了这次教训，原来是试管中的水分没有除掉，温度不够。他们把氧气通过试管，挤走水份，又经过多次试验，才勉强发现了一点点只能以微米计的石英颗粒。这重大的收获，使他们振奋起来。在此基础上，他们一鼓作气，自行研制了熔炼车床以及一整套附属设备，再次进行石英玻璃的熔炼。
这是一项有中毒危险的试验，它不仅劳动强度大，环境气温高，各种化学反应复杂，而且稍有不慎，就会引起爆炸。为了民族的振兴，为了国家的繁荣，为了突破那道“巴统”禁令，赵梓森早已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每次做实验时，他怕别人出危险，总是自己亲手操作。果然，在一次实验中，气体管道漏气，四氯化硅从管道里冲出，与空气接触，生成氯气和盐酸，冲进他的口腔和眼睛。口腔发炎，直淌黄水，嗓子嘶哑，不能发声，眼睛也肿得只剩一条缝，连走路都看不清。但他仍然坚守在实验室，直到两眼发黑，双脚发软站不住时，才被同事们发现，强行送进医院。他人进了医院，心却在实验室，不到两天，未等痊愈，又回到了实验室。
有了石英棒，下一步的任务就是拉丝，制成光导纤维。它要求光纤的直径误差不得超过8微米，拉丝时温度要保持在1700摄氏度至2000摄氏度。制作这样的高温炉也是难题。试验小组的同事们克服了重重困难，自制了一台拉丝机。赵梓森又运用自动控制理论和方法解决了拉丝机速度不均匀的问题。就这样，在中国科学家手中，有了第一根国产光导纤维。所花时间与国外比，减少了一半，所耗经费则比美国康宁公司所花费用3000万美元少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
要使光纤通信付诸实用，不但要有光导纤维，而且要有光源、光通信机以及测量仪表和施工工具等，所包括的课题在100个以上，涉及纤维光学、硅酸盐工艺、高分子化学、超纯化学、光波导传输理论，还有激光技术、量子电子学、半导体工艺、通信理论、高速电子技术、噪声理论领域。范围之广、规模之大、难度之高，可谓极矣。其中许多课题算得上是独创，许多项目够得上是填补国内空白。
在院党委的正确领导下，赵梓森和同事们过五关斩六将，终于使我国最大的光纤通信基地在武汉南望山下建成，创造出了中国光纤通信的辉煌成就。光纤通信系统从实验室走进了电信局，走向了实用化。
1981年，赵梓森主持了我国第一条光缆实用化中间试验路线“八二工程”的实施。他对工程严格把关，100多根光纤，每根的7项指标都必须符合国际标准，其中仅温度测试一项，每根光纤就需要试验100个工作日，可见工作量之大。尤其对跨越长江大桥和汉水大桥的光缆，为了适应特殊地势，做到绝对可靠，他还对每根光纤增加了数百次测试，直到无半点毛病可以挑剔为止。这一连接武汉三镇的133公里光缆工程的建成，既改善了话路特性，缓和了武昌至汉口、汉阳通话难的矛盾，又为更大的光缆项目的建设积累了经验。它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此后，赵梓森又领导实施了邮电部重点光缆推广工程——“汉荆沙工程”。这是我国第一条全部国产化的架空长途光缆线路，它利用原有汉荆沙明线杆路架设34Mb／s多模长波长四芯光缆，开通34Mb／s光纤传输系统，起自武昌枢纽楼，经汉阳、汉川、仙桃、潜江、江陵等5个县市到荆州，线路全长252公里，可同时通480路电话。技术指标均符合CCITT的相关建议。在施工的日日夜夜里，他随身携带着快餐面，穿梭奔波于汉水鄂岭之间，很少坐下来吃顿安闲饭。同事们劝他注意保重身体，他说自己从小练就了一身铜皮铁骨，再苦再累也拖不垮。国家邮电部副部长吴基传在“汉荆沙架空光缆通信工程推广会”开幕式上对此作了高度评价。他说：“汉荆沙架空光缆通信线路从工程的确立到验收投产只有一年多时间。它的建成不仅大大缓和了武汉至荆州、沙市间的通信紧张状况，而且也为我国庞大的省内二级干线的技术改造提供了投资省、建设快、效益好的宝贵经验。”
赞语，鲜花，笑脸，掌声，这一切，赵梓森看得比水还淡。作为一个肩负民族使命的科技工作者，耳边回响的不是部长的夸奖，而是那殷切的期望：
“我们当前的通信还很不适应国家经济发展的要求，很不适应现在对外开放，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要求。这几年邮电通信发展速度比过去快多了，但是通信能力仍然严重不足，全国的电话普及率还只有0．75％，就是说，100个人只有0．75部电话，而全世界的电话普及率是13％。市话通信紧张，打长途电话很困难，等待时间长，各个地方的长途电话销号很多。长途电话接不通，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长途的传输电路太少，全国一共才53000条，其中省内干线即占了将近4万条。我们目前的电话机本来不多，而电话机和长途电路的比例又严重失调，现在一条长途电路，要承担将近117部市内电话用户打长途电话的任务，这样就使长途电话非常难打。国外一般的是一条长途电路负担20—30部电话，而我们现在是1∶117部，因此，摆在我们邮电部面前一个艰巨的、刻不容缓的任务，就是如何加快长途传输电路的建设，改变邮电通信的落后面貌，为国民经济的振兴做好服务。”
赵梓森征衣未解，鞍马未停，又领导实施了国家重点推广示范工程“汉南工程”。此时，他的爱妻范幼英患乳腺癌住院治疗。范幼英，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留校高才生，几十年来，为支持赵梓森攻克光纤通信技术高峰，献出了青春年华。如今病倒在床，赵梓森自然十分难过。但他要领导施工，不能照料她，只能抽空往医院去看望。妻子理解他，鼓励他一心扑在工地上。“汉南工程”建成了。这是我国第一条采用国产光电器件、光纤光缆设备的140Mb／s单模光缆通信系统，系国内首创，性能指标达到八十年代国际先进水平。该工程从汉阳至汉南，可同时接通1920路电话，是我国目前容量最大的国产光缆线路。在1988年出现的前所未有的特大洪灾中，其他有线话路均因浸水无法使用，而这条光缆线路却安然无恙地承担起了全部通信工作任务。
接着，赵梓森又挑起了国家重点工程“合肥至芜湖光缆线路”的技术总负责工作，预计1990年底竣工验收，可同时接通7680路电话。这又是全国第一。与此同时，赵梓森指导他的研究生，已实验成功同时接通15000路电话的新水平，再一次创造全国第一。
此外，他撰写的《单模光纤通信系统原理》一书，是我国第一部关于光纤通信理论的书，已用于科研、生产和教学。他还摘译了几十万字的文章，发表了9篇论文，编著和参加编著了6本书。他撰写的由国家科技出版社出版的《数学光纤通信系统原理》一书，去年已在莫斯科和福兰克福特作为我国优秀科技著作展出。
赵梓森为改变祖国邮电通信落后面貌，突破“国际巴黎统筹委员会”不许对社会主义国家转让先进技术的禁令，数十年如一日，殚精竭虑，在光纤通信事业上连创几个国内第一。党和人民给予了他很高的荣誉和奖赏。1983年，他被评为湖北省特等劳动模范；1985年，全国总工会授予他“五一劳动奖章”，同时被评为全国邮电特等劳动模范；1986年，荣获全国“六五”攻关先进个人，又被授予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科学家；1989年，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此外，他还先后当选为第六届和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和人大主席团成员。在成绩和荣誉面前，他没有止步。现在，他为了进一步推进光通信新技术的发展，正进行着水平更高的光栅波复用技术等远期项目的科学试验。他恰如一只领头大雁，带领群雁高飞在光通信科研领域的蓝天。近年来，他和同事们一起取得40项重大科研成果，其中获得全国科学大会奖、国家科技进步奖共10次以上。由于他的奋勇开拓，短短几年的时间，在祖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已兴起了大办光纤通信事业的热潮。再有几年时间，我国邮电通信的落后面貌就可彻底改观，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为使我国的通信事业后继有人，赵梓森带出了12个硕士研究生和2个博士研究生，他们已为我国光纤通信事业在国际上保持领先水平奠定了基础。
赵梓森，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共和国的光荣和骄傲!一次次的中国速度、中国奇迹，闪烁着人性光辉，更折射出制度优势。让国民感受到祖国的强大实力和赤诚的为民情怀。
1990年5月29日于武汉大学枫园4舍419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