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科学让更多人免受灾害
崔鹏 中国第一位“泥石流院士”（知识分子风采）
本报记者 刘诗瑶
芦山地震后，崔鹏在灾区勘察。
资料照片
不爱谈个人，只想讲团队。不愿回顾过去的成绩，只想提研究的进展。话危险，他觉得太矫情。聊辛苦，他说大家都一样。戴着一顶安全帽就扎进了灾区，日日夜夜和泥石流打交道，一眨眼就是30年。
他是崔鹏，中国第一位“泥石流院士”，现任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副所长，长期从事泥石流研究，为我国的泥石流灾害防治作出了突出贡献。
看到滚石伤人他心里特别难受
崔鹏太忙了。60岁的他不是在会场奔波，就是在野外考察。这位清瘦的老人一提起泥石流，就滔滔不绝地打开了话匣。
他最近全身心地扑在了“一带一路”减灾计划上。由他牵头的“一带一路”自然灾害风险防范项目，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多经济欠发达，自然灾害频发，抗灾能力薄弱。但是在互联互通的公路铁路、油气管线、机场、港口等基础设施建设中，防灾减灾至关重要。”崔鹏说，除了帮助这些国家防范泥石流、滑坡等灾害，他们还主要为中国的海外投资做好服务，为工程安全提供科技服务。
他和泥石流“结缘”很早。由于本科时偶然聆听了中科院山地所唐邦兴老师的报告，他对泥石流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泥石流这样的自然灾害易发多发，总要有人做这方面的工作，真正解决实际的问题。”他毅然报考了唐老师的研究生，并于1990年成为中国第一位泥石流专业博士。出国深造学成后，面对更优渥的条件，他选择了回国。“学习国际前沿的山地知识越多，我就越感觉应该回来，为深受山地灾害威胁和危害的山区老百姓做点事。”
近30年来，他一直从事泥石流等山地灾害的研究，不仅提出了准泥石流体概念，确定泥石流起动临界条件，形成起动理论，还开创了一些学科的新生长点。同时，崔鹏还将自己的理论研究成果结合防灾减灾的实际，带领团队研发出系列专利技术，形成全流域过程调控的泥石流灾害防治技术体系，在泥石流的物理过程和防治技术方面做出了系统性和创新性的学术成就。
“看到山坡上的滚石砸下来伤到人，我心里特别难受。”崔鹏说，他们不一定能从废墟救出多少人，但可以对地质地貌条件进行分析，做出预警，让更多人避免遭受山地灾害。在汶川特大地震、芦山地震和舟曲特大泥石流的救灾中，崔鹏的团队都参与了次生山地灾害防治工作，为震后的应急抢险、防灾减灾提供了决策所需要的科学依据。
灾害发生后第一时间到现场
“山地灾害是应用性很强的学科，不能只写论文。”崔鹏说，国家真正遇到问题时，如果拿不出解决办法，科研工作者是于心有愧的。现实中减灾最需要的东西，往往也是科研上最亟须解决的前沿科学问题。
崔鹏认为，在认识过程机理的基础上，必须要不断研发减灾防灾的新方法新技术，并在实际工作中去验证。实践验证中出现的新情况，又能为进一步深化理论研究提出新课题，基础研究的新进展又支撑方法和技术的持续改进。“不断进行‘理论—技术方法—应用验证’的螺旋式发展，才能使学科发展和国家减灾工作有机协同。”
“灾害发生后，我们必须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崔鹏说，到了现场，首先是尽自己最大努力，利用知识和技术帮助抢险救灾。另外一个重要方面，是希望在现场获得第一手数据，比如通过观察灾害遗迹，反推当时的动力过程和成灾特征，深化对灾害基本规律的认识，为未来灾害做好预测和风险评估。“灾害很可能二次成灾，除了当下的应对，最重要的是对灾害的预见。”
“承担‘一带一路’防灾减灾的项目，对中国科学家来说是很好的锻炼机会。”崔鹏说，通过对沿线国家灾害防治工作的研究，能够使得中国科学家在国际减灾领域开拓新的空白研究区域，研究更加复杂和更具挑战的前沿科学问题，促进我国科学研究的国际化。
除了对眼下的工作不敢有任何松懈，崔鹏还在时时刻刻思考未来学科的发展。“要把单一灾害防治朝着综合减灾纵深推进，做到对灾害风险的预知和预防，就不仅要求在科学上对灾害规律有更深的认识，还要与社会科学等其他学科交叉结合，提供可操作的系统解决方案。”
“国家付出了很多心血栽培我们，我们希望能用自己的知识回馈社会，在国家需要的时候解决实际问题。团队里的每个科研人员都很拼。”崔鹏的心愿很简单，自然灾害的发生不可避免，但可以通过努力来管控灾害风险，把人们承受的损失降到最低。
科研“差不多”就是“差很多”
学生们提起崔鹏，都说老师“特别严格”。对于文章中的每个字句，甚至标点符号，崔鹏都会细细推敲。有一次进行模型试验，研究灾害形成和运动过程，在很多学生看来，模型“差不多”了，但是崔鹏觉得科学研究“差不多”就是“差很多”，要求做到绝对精细化。
“为什么我对学生这么严格？我始终觉得，学生阶段对人生非常重要，要尽可能多学一点知识，不仅仅是发几篇论文就行。只有打好牢固的基础，才能真正提升自己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崔鹏说。
“以前泥石流专业确实算冷门学科，报考的人不多。随着社会对灾害防治的关注，越来越多的学生愿意加入这个领域。”崔鹏带的学生不多，在挑“苗子”的时候，除了对学生专业背景和知识结构进行考查，他更看重学生的上进心和责任感。
崔鹏还会对青年科技人员实行总体规划，根据他们的知识结构与研究兴趣商定科研方向和目标，还为每个课题配备一位资深科学家，这样不仅能够保证项目高质量完成，还能实现知识与研究经验的传承，确保团队的人才建设有效衔接。
“我经常鼓励学生参加野外工作。野外是天然的第一实验室，通过对实地细致考察，才能对灾害特征有深刻认识。不管他们以后做理论研究，还是研发技术方法，甚至工程应用，都会受益无穷。”崔鹏说。
《 人民日报 》（ 2017年06月15日 04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