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肖云儒）这似乎是一个无需问也不需要回答的问题，其实事情并不这么简单。
玄奘在离开南疆的龟兹国之后，本来可以朝南直接翻越葱岭，也就是帕米尔高原，进入巴基斯坦而去印度。但是他担心自己私自出境，会被唐朝的附属国所扣留，加之还要寻求突厥叶护可汗的庇护，所以就继续西行，兜了一个大圈子再往南走。他到达现在的吉尔吉斯斯坦地界，在美丽的伊塞克湖边见到了叶护可汗，可汗十分礼遇，赠给他丰厚的旅资，并给去天竺沿途各国写了文书，希望他们帮助这位唐朝高僧西行。玄奘感慨地说：成事不在人，在势。要用势，运势，造势，才能取胜。
唐僧在这一带遇到过雪崩，几乎被埋葬，遇到过高原反应，几乎晕厥不醒。到达热海——现在的伊塞克湖，从那里西行，便到达了今天吉尔吉斯首都比什凯克东北面的托克马克市，也就是中国人熟悉的碎叶城。在那里遇到了强人的拦截，他说：你们要财物就拿走吧，只要让我西行。然后便镇定自若闭目念经。他的定力反倒让强人们失去了定力，强人们为他带来的财物开始争夺分赃，以至于格斗残杀，这正好放走了玄奘。后来在《大唐西域记》中，玄奘对伊塞湖作了这样的描述:“周千四五百里，东西长，南北狭，望之森然；无待激风而洪波数丈⋯⋯山行四百余里，至大清池，或名热海，又谓咸海，⋯⋯色带青黑，味兼咸苦，洪涛浩瀚，故水族虽多，莫敢捕鱼。”
玄奘在这里还收了三个徒弟，三个徒弟很像西游记中的原型。一个徒弟是小沙弥致远，主要照顾高僧的生活起居，很类似于沙和尚；一个徒弟是娄沙，替玄奘法师背行囊、办事、牵马，很像是机智的孙悟空。另外叶护可汗还送给他一名向导兼翻译突厥人比蒙，是个30多岁的大黑胖子，扛了根7尺长的大铁铲，大大咧咧走在队伍前面，是不是很像猪八戒呢。所以吴承恩写《西游记》，也是有一定的历史原型的。
玄奘留下的《大唐西域记》较为精准的记录了途中当时百来十个国家、二十多处的风习、都邑、山川情况。使印度有一部分邦属没有记载的历史，有了真凭实据的文字记录。这一来唐僧在印度知名度极大。这种实实在在的中国作风，是儒家入世实践精神的一种体现：给印度文化提供了营养。
玄奘从印度带回了佛经，但是远不止是经文。带回的更有佛经中关于生存、生命之梦的理想，佛经中执着于在此生的苦行中圆梦于来生的那种美善的追求，那种在有所敬畏中救赎自身的精神。这与入世的儒家、超越的道家区别开来又组合起来，形成中国文化价值观三足鼎立中的一足。这是对中国精神的一种补充和完善。
玄奘从丝路还给我们带回来了唯识宗和因明学，并在中国佛教界开宗立派。其实这些学问远远超出了宗教，它是一种哲学观和思维方法，即唯心论和唯灵论，它与中国固有的唯心主义哲学流派相融汇，在发扬人的主观能动性方面，对中华民族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促进作用。
玄奘走过伊塞克湖99年之后，著名的唐代诗人李白相传在这块土地上诞生了。有观点认为，李白在这里度过了他五、六岁的童年时代，才归返大唐。他的父亲给自己起了一个域外游子的名字：李客。这名字多少反映了他一家的生存状态和内心情绪。我们在李白诗歌中能够明显地感觉到不同于同代诗人杜甫的性情和情怀，也许与传说中他这段在西域丝路上的人生经历和童年记忆有关。
李白以大量的诗歌点燃了中国人的浪漫主义情怀。浸渍在他人生和诗歌中的酒神精神，对于杜甫诗歌中的日神精神做了重大的补充。中华民族所以如此热爱李白的诗，其中恐怕有个深层原因，乃是因为李白的歌吟给被礼教束缚多年的中国人，提供了释放真生命、真性情的极大空间。
此刻，站在托克马克碎叶遗址的原野上，我们已经很难寻觅到1400年前的遗踪了。夕阳在旷野上烧成一个火球，给我们每个人的剪影勾上了金色的轮廓线。夕阳下，凄凄荒草若碎金耀动。这块苍凉而辉煌的土地，见证了玄奘与李白给中国人带回来的理想之梦与浪漫诗情，见证了丝路对中华民族精神的滋养与拓展。这才是最最重要的吧。
记得我曾说过，中国历史是按四分之二音乐节奏前进的一一中国中、西部的物质和文化的交流融汇，包括战争中流血的交流融汇，和中部周期性的统一，常常以分-合、分-合的四分之二的节奏，推动着中国历史的进步。丝路的交流，使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从古代开始就相互输钙输血，激发着我们民族的内在力量与理想情怀。玄奘、李白就是这方面筚路篮缕的前驱人物。
在岁月的漫漫长路上，一个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有可能留下好几个层面的积淀：具体事件和故事层面，这是历史与文艺；具体事件背后包含的结构模式和处理这一事件的思维模式层面，这是哲学与逻辑；还有更深层、深到自己都浑然不觉的一个层面，那就境界和情怀，就是文化记忆的积淀。玄奘和李白这三个层面的信息都十分丰沛！
车队离碎叶古城渐行渐远，脑际一直萦绕着这个话题，它启动了我思考的兴趣。（2016年10月11日 草于吉尔吉斯比什凯克 13日改定于奥什 西部新闻网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