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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公益传播研究中心和北京师范大学家庭与儿童研究中心对近五年来国家在关注困境儿童生存与发展、提高儿童福利、完善儿童保护制度方面诸项重要突破进行了研究梳理及专业遴选，联合发布了“2011-2015关注困境儿童十大进步事件”。 入选的十大进步事件为： 1. “全面两孩”将部分生育权还给家庭，儿童亲缘环境得到改善 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单独两孩”政策，1100万对夫妇获得了二胎生育选择权。2015年，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宣布：“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实施了35年的“独生子女”政策终止。 计划生育是中国最重要的家庭政策。这次政策调整将部分生育权还给家庭，对保障儿童的生命权、增加儿童福祉，丰富儿童的亲缘环境、规避独生子女环境下的儿童成长困境等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2.“困境儿童关注日”创立，“困境儿童”被写入国家最高政策文件 2011年12月12日，“中国困境儿童关注日”创立。“关注日”由尚晓援、徐敏联合策划、北京师范大学儿童福利研究中心、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及包括全国人大代表、著名影视明星、大众传媒机构、公益团体等近4000个组织及个人共同倡议建立。“中国困境儿童关注日”创立后，“困境儿童”这个用语从民政机构、学术界走向社会。社会对困境儿童主动关注迅速提升。在百度（网页）搜索“困境儿童”一词，2010年获得的相关结果为359条；2013年，超过10600条；截止2015年12月8日，相关结果数量已经达到了1，370，000条。2013年，“困境儿童”被写入《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决定》，成为重要的政策用语。这是“困境儿童”第一次被写入国家最高层次的政策文件。 3.中国的儿童福利向适度普惠模式跨进
2012年民政部、财政部为全国所有受艾滋病毒感染的儿童发放基本生活费；2013年民政部开展“适度普惠型儿童福利制度建设”的“先行先试”，在深圳、昆山、海宁、洛宁四地建立包括普惠制新生儿营养津贴在内以及多项困境儿童分类保障制度。同年，着重提升学龄前教育资源公平性的普惠性幼儿园政策在全国推广。2014年，“适度普惠型儿童福利制度建设”试点扩大。同年，国务院通过《国家贫困地区儿童发展规划》，将消灭儿童贫困纳入国家发展战略体系。2015年，旨在推动基层儿童福利服务体系建设的“百县千村”试点工作全面启动。中国儿童福利继续向适度普惠的模式发展。 长期以来，针对500万以上的残疾儿童教育是我国儿童福利的短板。以至15岁及以上的3591万残疾人文盲率为43.29%。自2011年以来，我国特殊教育政策保障显著加强，教育部等部门密集制定和发布有关的指导性文件，2014年，中央支付特教专项补助经费4.1亿元，比2010年的2500万元有大幅度提高。同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由教育部等七部委联合制定的《特殊教育提升计划（2014-2016）》，提出建立布局合理、学段衔接、普职融通、医教结合的、使每一个残疾儿童都能接受适当教育的特殊教育体系。2015年8月，教育部印发《特殊教育教师专业标准（试行）》，特殊教育教师的专业标准首次纳入教师队伍建设标准体系。这些努力标志着中国特殊教育进入实质性全面推进阶段。 5.从整治买方市场到完善寻亲制度，打击拐卖儿童的国家行动进步显著 自2010年起，谴责拐卖儿童行为的社会呼声越来越强烈。“宝贝回家”、“微博打拐”等系列公民行动形成声势。2013年，继《中国反对拐卖妇女儿童行动计划(2008 - 2012)》执行之后，国务院办公厅发布执行《中国反对拐卖人口行动计划（2013-2020年）》，提出综合整治和着力打击“买方市场”的行动原则。明确了对收买被拐卖儿童的行为要追究刑事责任。 2015年，民政部开发的“全国打拐解救儿童寻亲公告平台”正式上线，并和公安部联合下发了《关于开展查找不到生父母的打拐解救儿童收养工作的通知》，规定：在12个月内，公安机关未能查找到被拐儿童监护人的，可办理国内送养。避免了这类儿童被解救后面临长期失去家庭生活环境的局面。 6.激活“撤销监护权”的法律条款，对未对成年人家庭监护的国家监督实质性落地 在我国，未成年人监护失职的现象屡见不鲜，导致被监护人严重受伤甚至死亡的恶性案例也时有发生。尽管我国1986年实施的《民法通则》及2006年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中都有“撤销监护权”的规定，但在实践中无可操作，法律条款一直处于“沉睡”状态，对监护人的监督成为中国监护制度的重大缺失。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民政部于2014年颁布，2015年实施《关于依法处理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行为若干问题的意见》，首次明确了儿童保护的负责机构和相应职责、对儿童虐待现象的报告、案件处理的核心环节和关键流程。明确规定了“可被剥夺监护权”的7种可能，对有权提起申请撤销监护人资格的单位和个人还做出了具体规定。 2015年2月4日，江苏省铜山区法院判决了全国首例民政部门申请撤销父母双方监护权资格案：撤销父母的监护权，被监护儿童由铜山区民政局接管。这一司法判例意味着，沉睡了近三十年的“撤销监护权”条款已在部门规章和司法实践中被激活。 7. 废除嫖宿幼女罪，女童保护重要条款终获刑法修正 1997年以前，奸淫幼女的以强奸论、从重处罚。1997年的刑法修订案，将嫖宿幼女单独定罪，处罚力度低于奸淫多名幼女罪。 自2008年起，有多名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提交过修改刑法废除嫖宿幼女罪的议案，全国人大代表孙晓梅2010年到2013年持续提出取消嫖宿幼女罪的建议。2012年以后，最高法和全国人大多次对这个问题进行调研并表态。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发布了《关于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规定“以金钱财物等方式引诱幼女与自己发生性关系的，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幼女被他人强迫卖淫而仍与其发生性关系的，均以强奸罪论处。”2015年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的《刑法修正案(九)》，取消了嫖宿幼女罪的规定，对这类行为以强奸论、从重处罚。从此，嫖宿幼女罪在实施18年后，从刑法中删除。此条例的修改，加强了对受到性侵犯儿童的保护。 8. 免费午餐+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 民间力量与国家行动汇聚
2011年邓飞等500多名记者和国内数十家媒体联合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发起了“免费午餐”公益项目。同年，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启动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在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2600万在校生受益。2012年，针对供餐中发生的问题，教育部财政部联合发文，并通过中央财政下达学校食堂的建设资金。2013年，学校食堂建设在全国529个县全面铺开。从2011年至2015年，中央财政累计安排资金1191亿元，用于开展营养改善计划，受益学生达到3160万名。 长期以来，对监护人虐待被监护、看护儿童的行为并没有作为犯罪表现形式之一予以规定，刑事立法上存在空白，现实中发生此类行为，多以“寻衅滋事”定罪处罚。另外，根据此前刑法规定，除非造成被害人重伤、死亡，其他情节恶劣的虐待案件都必须由受害人亲自告诉才能进入司法程序。而在实践中由于儿童自身行为能力的限制，一般无法自己告诉，导致施虐主体的责任难以及时追究，客观上纵容了虐待行为。 2015年中国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四部委联合发布了中国第一个全面的反家庭暴力刑事司法指导性文件《关于依法办理家庭暴力犯罪案件的意见》。2015年8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新刑法修正案（九）》发布。这两个文件解决了儿童保护的两个重要法律问题：第一，解决了长期存在的儿童虐待自诉障碍问题，改变了传统的自诉限制，为无法或没有能力提起自诉的被害人设置了国家和司法主动保护的制度。第二，明确了监护侵害行为可能构成虐待罪，解决了儿童虐待行为入罪的问题。这是儿童保护法制建设的进步，体现了国家对儿童等特殊人群优先保护理念。 10.对儿童用药的国家管理升级，儿童权益进入行业法规视野 我国儿童基数大，但儿童专用药却非常缺乏且没有确切的安全标准。2014年，卫计委、发改委等多部委联合下发了《关于保障儿童用药的若干意见》。该文件为我国近十几年来关于儿童用药的第一个综合性指导文件。2015年，国家卫生计生委发文决定组建国家卫生计生委儿童用药专家委员会。58位涵盖了儿科临床医学、药学、儿保、中医药领域的专家，成为国家卫生计生委儿童用药专家委员会委员。 儿童用药保障及用药合理规范直接关系到儿童健康权益的维护与千家万户的幸福。在社会事务上，儿童是一个难以自主发声的群体，而我国目前尚未设立在儿童福利与儿童保护方面有足够行政职权的国家机构。所以儿童的利益在各行各业的法律、法规、行政规章及政策形成过程中往往无法得到真实有效的反映。《关于保障儿童用药的若干意见》的文件下发和儿童用药专业委员会的成立，其意义不仅仅在于儿童用药管理有了国家的专门对待。更重要的是，它实现了儿童的特殊需要在一个具体的生活领域中得到了专门的对待。而公共服务标准形成的过程中儿童利益得能够到反映体现的是社会的进步。 在总结以上进步的同时，也要看到由于历史欠账太多，儿童福利和儿童保护的政策空白依然不少、供给缺口依然不小。2016年，希望以下几个方面能够获得政策突破： 1.建立高级别的的儿童福利和儿童保护主管机构。 2.全国建立具有四个基本要素的底线的儿童保护制度 3.留守儿童成长过程中和家长分离问题的政策解决方案 4.全国建立适度普惠的儿童福利制度和困境儿童分类保障制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