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①：保罗·霍尔特

　　图②：雀鹰（左）和大嘴乌鸦（右）飞过北京玉泉山。

　　许哲浩摄

　　图③：普通鵟飞过北京CBD。

　　许哲浩摄

　　图④：唐瑞·汤森德

　　图⑤：林顿·基尔斯利

　　本文照片除署名外，由受访者提供

　　2026年1月，英国观鸟者Terry Townshend（唐瑞·汤森德）与合作者开放了“北京夜间飞行鸣声库”。这个库收入的，是候鸟在夜里飞越北京时的叫声——人睡觉以后，这座城市上空其实很忙。

　　2月，另一位英国观鸟者Paul Holt（保罗·霍尔特）又开始带着孩子们在北京周边观鸟。他带着大家去怀柔、沙河、密云水库，跟随他的指引，人们总能在寻常景致中看到此前从未留意过的鸟。

　　6月，比利时雨燕研究者Lyndon Kearsley（林顿·基尔斯利）与合作多年的中国朋友们一起，从8只北京雨燕背上取回了定位器。这小小的仪器，是去年大家一起装上的，记录了又一次从北京到非洲南部再折返的飞行线路。

　　他们来自海外，却都在北京与鸟建立了长久关系。保罗已经在北京生活了20多年，唐瑞在这里做了大量生态保护工作，林顿一次次在雨燕繁殖季来到北京。他们眼中的北京，因为鸟类而如此不同。

　　看见北京的另一面

　　保罗说，上世纪80年代他第一次来北京时，没有在城里见过白头鹎。

　　这种头顶白色、叫声响亮的鸟，如今在北京城区并不罕见。在保罗的记录里，白头鹎有着清晰的来路，从最初从未见到，到后来种群不断扩展。乌鸫、珠颈斑鸠等也经历了类似的变化，甚至有研究者发现，游隼把一些高层建筑当作了繁殖地。

　　保罗出生在英格兰北部兰开夏郡，从小加入英国皇家鸟类保护协会的青少年观鸟俱乐部，后来成为职业观鸟领队，带团走遍北美、欧洲、非洲、亚洲，横跨印度次大陆。上世纪80年代，为了观鸟，他第一次到中国，此后多次重返，直到21世纪初在北京定居下来。

　　多年来，保罗去过中国的很多地方，其中青海、四川和云南更是各去了30多次。在北京，沙河、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灵山和京郊水库，是他反复踏足、观察的地方。长期住在这里的他，逐渐记录下了北京鸟类的变化，哪些鸟只在迁徙季短暂停留，哪些鸟开始在城区繁殖，哪些过去少见的物种逐渐成为邻居……

　　北京冬夏温差大，全年留在这里的鸟并不算多，但不同季节却会迎来不同的候鸟群。春秋两季，北方繁殖地与南方越冬地之间的候鸟大规模经过。到了冬天，河湖和水库又聚集起另一批水鸟。

　　“每次出门，都能学到新东西。”保罗说，也只有反复观察同一批地方，鸟的来去才有可以比较的坐标。

　　“我来北京的时候，大家都告诉我这里没有鸟。”唐瑞同样是一位来自英国的鸟类爱好者，从4岁起就在英国诺福克郡的海边小村观鸟。2010年因为一项国际合作来到北京时，他计划停留一年。

　　正是在这一年里，真正走进北京的城市公园、湿地和郊野后，他才发现事实恰恰相反。“我真的被北京的鸟类数量震惊到了。”他说，“这里的鸟比我在英国任何地方看到的都多。”在他眼中，已经记录到超过500种鸟的北京，是世界上最适合观鸟的首都之一。

　　唐瑞把北京比作候鸟迁徙途中的大型国际机场。东面的海洋与西面的戈壁形成地理屏障，许多南北迁徙的陆生候鸟由此汇入东北、华北一线。北京是一些鸟的目的地，也是更多候鸟补充食物、稍作停歇的中转站。

　　在这座2000多万人口的超大城市，人们可能遇见来源迥异的鸟，林地、湿地和开阔草地各自接纳不同的过客，城市上空还延伸着一条肉眼难见的迁徙通道。

　　“每年春天和秋天，当我们躺在床上睡觉时，头顶上都有一条巨大的‘高速公路’，而且是‘晚高峰’。”唐瑞说，“想象一下，黑夜中数百万只鸟飞过城市，多么壮观。”

　　林顿观察北京，则沿着另一条线索。

　　1870年，英国博物学家罗伯特·斯温侯在北京采集到北京雨燕的标本并为其命名，这种鸟从此与这座城市紧密绑定。颐和园廓如亭的梁架和缝隙，在游客眼里是古建筑的一部分，但在一些北京雨燕眼中却是年年返回的巢址。每年4月，它们回到这里；7月中旬开始，它们陆续离开北京，经蒙古国和中国西北进入中亚，穿过阿拉伯半岛和红海，到非洲南部越冬；第二年，再返回同一片屋檐。

　　雨燕很少落地，觅食乃至休息大多发生在空中。林顿对它们的习性如数家珍，他告诉记者，沿着雨燕的视角看北京，古建筑的缝隙是巢，城市上方流动的气流和昆虫，则是另一层常被忽略的栖息空间。

　　在追踪器帮助之下，林顿和中国合作者们发现，一只雨燕一年往返的路程长达3万多公里，迁徙线路可以覆盖35个国家甚至更多，而这条线路的起点和终点，可能只是廓如亭的一道缝隙。

　　在爱鸟者眼中，公园、河湖、高楼和古建筑，不只是人的生活空间，也共同构成鸟类停歇、繁殖和通过的场所。

　　为鸟类留下飞过的痕迹

　　鸟在天空飞过时不留痕迹，但地面上的观鸟爱好者，喜欢把每一次看见、听见或者重逢，变成可以比较和复查的记录。

　　保罗外出观鸟时会不断计数。接受记者采访前一天，他刚从怀柔水库回来，那里有多少只鸭、多少雄鸟和雌鸟，又成了数据库中的新一行文字。同样的事，他已经做了几十年。

　　锻炼多年的眼力，总能带来惊喜。在北京，保罗发现了许多新鸟种。比如今年春天，他发现了一只斑胸短翅莺，并录下了它的鸣叫声。2024年12月，他在延庆野鸭湖湿地观测时，从每天聚集的上千只灰鹤中认出了一只沙丘鹤。沙丘鹤主要分布于美洲，保罗拍下之后，又有多位观鸟者分别观测到，经多位专家共同鉴定，这是延庆地区首次记录到这一物种，野鸭湖由此集齐了北京地区分布的7种鹤类。

　　外出观鸟时，他经常带着录音机和带有抛物面反射器的麦克风。在设备帮助下，树丛里传来一声短鸣，他先循声确认物种，再记下物种名、学名、地点、坐标、鸟的行为，就连录音背景中还有什么声音也要逐项注明。

　　“听到的每一声鸟鸣，我都想把它认出来。”保罗说，“这是个挑战，而正是我观鸟的乐趣所在。”

　　多年积累下来，他建起庞大的鸟声档案，电脑中的鸟类数据库记录已超过100万次。一种鸟在北京哪个季节出现，迁徙高峰在何时，哪一年开始有繁殖记录，都能在这套记录中找到依据。要真正认识同一种鸟，不能只靠一次观察。春天第一次听到鸣声，夏季是否繁殖，秋迁高峰持续多久，冬天还有多少个体，所有这些观察，都需要放进多年积累的记录中相互比对。

　　保罗告诉记者，建立这些数据库虽然耗费时间，对他而言却从来不是一件苦差事。恰恰相反，它滋养着他对鸟类的热爱，也让他不断想要了解更多。

　　唐瑞面对的是另一种难以留下的痕迹。

　　许多小型候鸟选择夜间迁徙，人们几乎看不到它们。2021年秋天，唐瑞与北京大学、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机构的合作者，把声音记录仪架上亚投行总部大楼楼顶，那里紧邻奥林匹克森林公园。迁徙季里，设备每天从日落工作到日出。

　　4个迁徙季，约3350小时录音，研究人员从中提取出84135声夜间飞行鸣叫，辨认出至少111种鸟或鸟类类群。灰尾漂鹬和小杓鹬从北方繁殖地飞往澳大利亚，极危物种黄胸鹀也曾掠过楼顶……人们熟睡时，北京上空正处在候鸟迁徙的高峰时段。

　　候鸟的飞行鸣叫往往只有一瞬，研究人员要从整夜录音中逐段筛查，再对照声谱和已有资料进行辨认。唐瑞告诉记者，项目最大的难点不是录不到声音，而是人工处理耗时太长，团队正在尝试用人工智能提高筛选效率。

　　林顿的工作，则是一场漫长的等待。

　　为了知道雨燕离开北京后去了哪里，研究人员必须为每一次重逢做准备。从2007年起，北京的环志人员和志愿者持续在颐和园工作，为雨燕佩戴带编号的脚环，记录个体的年龄和回归情况，这里的环志回收率稳定在30%以上。林顿已经做鸟类环志半个多世纪，甚至曾在南极工作3年。2014年，他与欧洲合作者带来光敏定位器和佩戴技术，唐瑞从中联系，中国观鸟会的赵欣如、付建平等人及志愿者负责现场组织。

　　2014年5月24日凌晨，约50位中外研究人员和志愿者在廓如亭碰头。欧洲合作者原先估计，一晚能为5只至10只雨燕安装设备已经不错，颐和园团队凭借长期环志积累，当晚完成了31只。但记录器不能自行传回数据，研究人员必须等同一只雨燕第二年回到廓如亭，再次捕捉并取下设备。2015年5月，携带定位器的雨燕回到廓如亭，那条跨越亚非大陆的迁徙路线第一次展开。

　　今年的数据下载后，林顿的笔记本电脑已经计算不动了，只好把文件发给英国同行，用高性能计算机处理。英国那边下班时，北京已到深夜。他凌晨还会查看邮箱，等待北京雨燕的旅程被算出来。

　　连接北京与更远的世界

　　纪录留下来之后，还要有人使用。

　　唐瑞最初只是把个人观鸟日记放到网上。后来，经常有到北京开会或出差的人给他写信，问题五花八门：“只有半天空闲，去哪里能看到鸟？”“想找某一个物种，什么季节最合适？”……

　　类似的问题来得多了，他索性把零散回复整理成在线观鸟指南，介绍北京的观鸟地点、观鸟季节和鸟种，最终形成了一个专门介绍北京野生动物保护的网站。

　　夜间鸣声库，同样将大量研究成果开放给公众。使用者可以听到不同鸟种飞越北京时的叫声，对照物种信息和声谱，以后在另一处录到相似声音，也多了一份可比较的北京样本。对研究人员，它是一套可复查的基础资料。对普通人，它把“夜里有鸟飞过”变成了可以真正听见的事实。

　　声音记录还回答了很多问题，比如城市应该为鸟留下怎样的空间。项目中录到数量较多的树鹨、夜鹭和云雀，分别依赖林地、湿地和开阔草地。唐瑞说，3种鸟放在一起，说明一座对候鸟友好的城市不能只有树，还要保留水面、草地和相对自然的区域。

　　从2019年起，唐瑞受聘为北京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国际专家团队成员。他介绍，项目团队与北京市园林绿化部门交流后，相关绿地管理指引增加了保留野生区域和多样化栖息地的内容。2024年9月，中共北京市委生态文明建设委员会印发《关于深化首都生态文明建设进一步加强鸟类资源保护工作的指导意见》，为候鸟保留多样化栖息地，成为城市管理的系统性要求。

　　唐瑞借用一句自然保护领域常被引用的话说：“归根结底，每个人都想保护自己所爱的东西，但人只能爱自己所知道的东西。”

　　保罗说，上世纪80年代初到北京时，他几乎遇不到中国观鸟者。如今，在公园和郊野，背着望远镜寻找鸟的人已随处可见。1995年，他在青海观鸟时认识了王青育，后来两人结为夫妻。自2023年起，他和王青育几乎每个周末都带人观鸟，跟大家热情分享鸟类知识，从怎样通过形态或者声音辨认鸟类，到水鸟计数怎样避免重复，就这样，数据库里的知识又回到湖边、林地和同行者的提问中。

　　“带小孩子出去，分享我对鸟的热爱，是我做过的最有趣的事情之一。”他说，“小孩子就像海绵，你告诉他们什么，他们直接就吸收了。”

　　鸟类也将唐瑞留在了北京。如今的他依然在北京工作，依然为北京鸟类保护做着自己的贡献。闲暇时，他用水彩画北京的鸟：大鸨飞过颐和园，雨燕飞过天坛……

　　北京雨燕项目中的分工很具体。中国团队有长期环志积累，熟悉颐和园的雨燕种群和现场操作。欧洲同行掌握当时较新的追踪工具和迁徙研究方法。唐瑞的作用，是让原本互不相识的人坐到一起。

　　“第一只真正让我惊叹的鸟，就是北京雨燕。”唐瑞说，“一只小小的鸟，飞过的轨迹竟形成一条看不见的‘丝绸之路’。”一只雨燕的巢在北京，要完整理解它的一生，却需要沿线不同国家的研究者共享数据和方法。

　　合作也改变了参与者对彼此的认识。2015年第一只北京雨燕定位器被回收时，林顿的妻子恰好在北京。那几天，她和中国研究者一起等待、下载数据，又到北京大学处理地图，跟大家逐渐熟悉。此后她在欧洲谈起中国，讲的不再是遥远的印象，而是一起工作过的中国伙伴们。

　　林顿不常住北京，却发现这里的合作方式也在变化。最初见面时，来自不同国家和机构的人彼此客气，讨论颇为正式。再次回到北京，大家已经像老朋友一样。他说，和中国同行工作时，自己并不觉得是“外国人”。

　　“我要把中国的故事带回欧洲，也向你们学习。”林顿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