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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国成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 涵盖五大洲

2015-04-16 06:54 来源:人民日报
57国成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
涵盖五大洲,6月底前签署章程
 
  本报北京4月15日电  (记者李丽辉)“截至4月15日,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共有57个。3月31日前以及当日提交加入申请的国家均已经过多边征求意见的程序,正式成为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筹建亚投行首席谈判代表会议主席、财政部副部长史耀斌介绍,57个意向创始成员国中,域内国家37个、域外国家20个,涵盖亚洲、大洋洲、欧洲、拉美、非洲等五大洲。
 
  这些国家分别是:奥地利、澳大利亚、阿塞拜疆、孟加拉国、巴西、文莱、柬埔寨、中国、丹麦、埃及、法国、芬兰、格鲁吉亚、德国、冰岛、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以色列、意大利、约旦、哈萨克斯坦、韩国、科威特、吉尔吉斯斯坦、老挝、卢森堡、马来西亚、马尔代夫、马耳他、蒙古、缅甸、尼泊尔、荷兰、新西兰、挪威、阿曼、巴基斯坦、菲律宾、波兰、葡萄牙、卡塔尔、俄罗斯、沙特阿拉伯、新加坡、南非、西班牙、斯里兰卡、瑞典、瑞士、塔吉克斯坦、泰国、土耳其、阿联酋、英国、乌兹别克斯坦和越南。
 
  史耀斌表示,虽然接收意向创始成员国已经截止,但今后仍会继续吸收新成员加入。根据亚投行筹建工作计划,各方将于今年4月底和5月底分别在北京和新加坡举行筹建亚投行第四次和第五次首席谈判代表会议,商定亚投行章程草案,并于6月底前签署章程。(相关报道见第二、二十二版)
 
    《 人民日报 》( 2015年04月16日   01 版)

亚投行,国际金融体系新的一页(权威论坛
 资料来源:新华社 
  版式设计:蔡华伟
 
  “当中国提出对自身和世界都合情合理的建议时,接触比站在旁边挑刺儿更明智。曾经有一位美国政策制定者要求中国做一个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中国创立亚投行正是在做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这是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的观点。在亚投行创始成员国越来越多的今天,让我们分享英、美、中三国专家对这一国际金融新机构的看法
 
          
 
  高海红(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金融研究中心主任)
 
  杜大伟(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研究员、前世界银行驻华首席代表)
 
  马丁·沃尔夫(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
 
        
 
  Q是什么让多国争相奔向亚投行? 
 
  A切莫错过中国提供的新机遇
 
  高海红:在经济日益全球化的今天,各国经济彼此渗透,交互影响。全球经济处于低迷状态,新兴市场国家增长减速,欧洲发达国家尚未度过危机,亚洲欠发达国家长期以来基础设施落后严重制约其经济发展。在这种背景下,各国都在寻求新的经济增长动力,都在争取长期可持续的发展空间。
 
  共同繁荣并非口号和说辞,是各国实实在在的利益诉求。亚投行将其目标定位于推动亚洲区域基础设施建设,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和共同繁荣,这与包括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和亚洲国家在内各国的发展目标契合。这是多国纷纷加入亚投行的根本原因。
 
  此外,基础设施投资供给相对需求缺口巨大,亚投行未来新增投资将总体提高基础设施投资能力,这一供给增量既是成员国的贡献,也是成员国在风险分担基础上的收益共享。
 
  当然,中国是亚投行发起国,这一动议能够得到多国响应也反映出这些国家对中国多年改革开放成效的认可,对中国未来持续发展的信心,以及对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发挥大国作用的期待。
 
  杜大伟:亚投行的发起,不管对发展中国家还是对发达国家来说,都是一个共赢的选择。对亚洲发展中国家来说,每年区域内国家都有巨大的基础设施投资需求。据各家机构的数据统计,每年也同样存在巨大的基础设施投资资金缺口。亚投行的成立,受益最大的是能够从亚投行获得建设资金的国家和地区。但与此同时,发达国家也会从中受益,因为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好了,能够进一步带动经济发展,推动国际贸易,发达国家也会从国际贸易扩张中获益。
 
  马丁·沃尔夫:西方国家希望加入亚投行有着一系列原因。首先,西方国家非常希望加强同不断实现增长的中国之间的经贸关系。这也是促使英国政府决定率先加入亚投行的最重要原因。换句话说,西方国家认识并承认新的经济和政治现实。第二,西方国家希望能够参与并分享亚投行在基础设施投资过程中创造的众多商业机会。第三,它们也希望能够参与到亚投行的组织运营程序中,并在其中增强自身的影响力。第四,它们认识并承认亚投行的建立有着强有力的原因,那便是亚洲的基础设施建设需求非常巨大。最后,西方国家也认为,现有的多边金融机构,尤其是世界银行以及亚洲开发银行,并不足以满足这些需求。
 
  可以说,亚投行为发达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次非常好的合作共赢机会。
 
  Q亚投行的制度创新何在?
 
  A这是一种新型的南北合作形式
 
  高海红:二战以后全球性多边金融机构主要是发达国家主导,这反映了一定时期的世界经济格局,也决定了发展中国家在既有机构中的次要地位,在多数情况下甚至受制于发达国家的意志和政策取向。然而在过去几十年间,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总量不断上升,现有的全球金融治理结构所导致的不平等、不稳定性日显突出。亚投行是首次由发展中国家发起、发达国家参与的全球性多边金融机构,这是一种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新型南北合作形式,从全球金融治理角度看是一项制度创新。此外,现有国际金融机构的治理结构改革障碍重重,特别在提高发展中国家在规则制定和决策权方面的改革更加艰难。在继续推动国际金融治理结构存量改革的同时,亚投行的建立无疑是一项建设性的增量改革。在运作模式上,亚投行在条件许可的时候将引入商业化运作,由私人资本介入,这与以官方政府机构为主要运作模式的亚洲开发银行有所不同。
 
  杜大伟:同样作为发展银行,可以预见,亚投行与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现存的国际发展银行有很多相似之处,在开展项目、放贷资金时同其他机构一样,也会有自己的环境、采购标准。但就过去的经验来看,一些发展中国家对现存金融机构的官僚作风、低下的效率不满,我在世界银行工作时就常常听到这些声音。一位印度官员曾跟我说:“我们的官僚作风真够受的。”所以,亚投行的挑战之一就是吸取一些金融机构的教训,快速反应、高效运作,及时满足发展中国家的实际需求。
 
  美国对世界银行有很大影响力,甚至动用、利用自己的投票权,否决一些项目。但整体上,世界银行是以内部的讨论和共识为基础,独立做出专业的决策。我想亚投行也会是一样,不担心中国会独自控制这家机构,这符合当代世界走向多极化的趋势。
 
  马丁·沃尔夫:因为亚投行尚未实际运转,在现阶段,我们所能知道的是,这项新的多边机制将着重聚焦基础设施的投资和开发,而中国将在其中担当重要的股东。
 
  亚投行是否会成为一项创新尚不清楚,但对那些未能满足发展中国家投资需要的现存金融机构以及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多边金融机构,亚投行带来了新事物的冲击和挑战。
 
  Q亚投行的管理标准会是什么样?
 
  A将成为更有效率、高水准的机构
 
  高海红:美国在现有重要的全球金融治理结构中处于主导地位。即便是亚洲开发银行这一亚洲区域性机构中,美国也是仅次于日本的第二大股东。美国这一特殊地位有历史原因,也是地缘政治的结果。然而中国在亚洲区域经济影响力不断上升,早在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时期,中国已发挥其在亚洲区域经济金融稳定器的角色。在本轮全球金融危机中,中国更是通过签署双边货币互换等形式伸出援助之手,为区域和全球金融稳定做出贡献。中国以亚投行为平台发挥作用,顺应中国与亚洲其他国家日趋紧密的经济联系,也将促进区域更为平衡地发展,这不构成对美国的挑战,并不意味着与美国争夺在亚洲区域乃至世界经贸规则的制定权,因为亚洲地区经济繁荣和稳定,是中国的诉求,也符合美国的利益。
 
  马丁·沃尔夫:对于一项多边金融借贷机构来说,非常重要的是保证借贷者能从中获益。这要求一系列保证运营自律以及独立性的制度安排。同时也需要高水平的从事国际事务的员工,他们免受内部或外部的政治压力。另外,投资运作的项目和工程需要接受可行性以及收益性的测试,这需要严格的“支出—收益分析”。
 
  特别重要的是,需要综合考虑项目造成的环境以及社会影响。基础设施建设过程对环境的影响非常大,为了保护环境,需要投入辅助性基础设施建设也应非常大。考虑近期中国政府在环境问题上的重要政策变化,我们期待亚投行在长期运营中充分考虑到环境可持续问题。此外,亚投行也需要在其借贷项目中考虑项目可能带来的社会效应。
 
  更多的国家参与亚投行,将带来更多机会促使亚投行成为一个高水准的机构。所以,我强烈地欢迎、支持现阶段的广泛参与。这对于中国在其中发挥更大的国际影响力和领导力也是非常重要的。
 
  杜大伟:对现存金融机构的问题,广大发展中国家同中国有相同的感受和看法。现存国际金融机构并不是完美的,世界银行进行了很多改革,施行严格的环境标准、反腐败等,以保证投资项目的顺利实施,但世界银行也越来越没有承担风险的意愿。国际金融体系需要实质性的调整,因此在很短的时间内发展中国家就积极响应,申请成为亚投行的发起国。
 
  新兴市场国家,比如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越来越大,有意愿在现行国际金融机构中拥有公正合理的话语权,但是一些国家对此还没有适应,决策跟不上经济实力的变化。中国一度努力增加自身在世界银行的发言权和影响力,并敦促世界银行进行适度改革,提高运行效率,更加专注于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增长。但世界银行调整速度缓慢,甚至美国因为国内政治原因,成为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障碍。这也是中国发起成立亚投行的初衷之一:建立一个更有效率、专注于亚洲地区基础设施和发展的国际金融机构。
 
  近年来,很多发展中国家不愿意使用多边银行的资金,因为它们对风险和政策执行太过小心谨慎了。美国有理由担心亚投行可能威胁到现存的金融机构,但在亚投行出台相关标准与政策之前阻止其他国家加入完全是一个错误。
 
  Q亚投行将如何促进全球金融治理结构的改善?
 
  A希望“鲶鱼”推动国际金融机构进一步改革
 
  高海红:从全球金融治理实践看,并没有一个固定的、普遍认可的最佳治理模式,所谓“最佳实践”是一种合意的理论概念,需要不断探索,也需要顺势改善。亚投行的建立本身就是加入了这一探索进程,为全球金融治理结构更趋合理提供新的实践。
 
  杜大伟:国际金融机构间的分裂与竞争是一个潜在的风险。但我认为,亚投行的成立不会直接挑战现存金融体系,更不是中国用于反对某些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工具。相反,亚投行将为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乃至现今整个国际金融货币体系的积极改革注入动力。二战结束后,美国推动成立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些机构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资金和服务,为发展中国家消除贫困、世界经济和国际贸易发展做出了前所未有的贡献。但随着时间的推进,这两大机构自身也积累了很多问题,迫切需要改革。希望亚投行能够成为国际金融机构的一条“鲶鱼”,推动国际金融机构进一步改革,跟上时代发展,在这个过程中,亚投行也能够成为国际金融机构改革和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马丁·沃尔夫:我们注意到亚投行给现有的国际金融机构带来一定的竞争。在本质上,我是欢迎竞争的。
 
  现有发达国家占主导位置的国际金融机构在运作的许多方面是不充分、不有效的。美国、欧洲和日本看重自身对国际金融机构的一定影响力,而这种影响力与它们在世界上的地位日益不符。此外,它们未能履行应有的管理职责。还有一点,它们坚决把持对这些机构领导人的任命权,而这些领导人并不总是优秀的。二十国集团5年前就已商定实行新的配额制度以削弱它们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过大的影响力。世界至今仍在等待美国国会批准这一变革。这是不负责任的。
 
  高海红:建设多层级多边金融机构是大势所趋,尤其在基础设施投资领域,全球性、区域性、双边和单边各个层级的金融机构互为补充,作为未来标准的国际性金融机构,亚投行将是多层级全球治理机构大家庭中的一员。根据筹建备忘录,创始成员国将以国内生产总值大小作为权重制定各国份额比重。中国作为主要出资国,将在亚投行的治理构架中发挥重要作用,这符合权利、义务对等的原则。亚投行聚集了处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国家,中国作为新兴发展中大国,将发挥重要的平衡作用。中国将借鉴现有国际、区域多边金融机构成功的治理经验,兼顾发展中国家实际需求和发展阶段特点,以平等、包容和高效的方式运营。在治理结构和决策机制方面,中国将与其他成员国一道致力于决策透明,确保投资项目满足共同制定的统一标准,同时与其他成员国一道探索更为高效的决策机制。
 
  马丁·沃尔夫:世界经济将受益于更多长期资金流入发展中国家。中国的资金正推动世界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这实在是件大好事。美国批评英国不断“迁就”这个正在崛起的超级大国,但不迁就则冲突。中国在经济上的崛起是有益的,也是不可避免的。我们需要做的是明智地迁就。
 
  像亚投行这样新的金融体系,如果实现合理有效的运营,将极大改善国际金融治理结构。亚投行还刚刚起步,不过我很高兴看到在亚洲地区有一个新的替代选择。当中国提出对自身和世界都合情合理的建议时,接触比站在旁边挑刺儿更明智。曾经有一位美国政策制定者要求中国做一个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中国创立亚投行正是在做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
 
  (本报记者王新萍、张朋辉、李应齐、朱玥颖采访整理)
 
    《 人民日报 》( 2015年04月16日   22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