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艺术简介:

焦茂红,中共党员,哲学硕士,资深艺人,文化学者,非遗教师,全国动模。长期从事《美学》和《食学》研究,发表学术论文30多篇,屡获省市级和国家级殊荣。自幼酷爱金石字画,诗书画印均有涉猎,主张法古人而师造化,遵循“文以载道”“文以明道”的思想,借助“诗”“书”“画”“印”的巧妙结合来“传道”和“明道”,特别是要将中国传统儒家思想里的“诗教”“乐教”和“文心艺境”植入在中国的传统绘画里面,最终达到“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美育目的。自执教以来,始终恪守“始于法,继于情,终于道”的原则,以书本为衣钵、以圣贤为古佛、以粉笔为灯烛、以讲台为法坛,匍匐在求真的雪域之上。

二、学术主张:

守护在三尺讲台上,焦茂红始终认为:中国的汉字,字字可为师,处处是教化,其中蕴含着哲学、蕴含着儒学、蕴含着道学,蕴含着佛学、更蕴含着义理之学。一旦将这些单个的汉字有机的组合在一起,便会成为文、成艺。故而,古人常借其来表达各种美感、思想和主张。

耕耘在半张生宣上,焦茂红始终认为:“文以载道”的思想,在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传统文学观念之中一直占据着主导性的地位。早在先秦时期,就滥觞于儒家思想“兴、观、群、怨”和“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诗教”和“乐教”之中。到了唐代时期,韩愈和柳宗元更在此基础上针对“前人纤巧堆朵之习”提出了著名的“文以明道”说。杜甫“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的诗句,是对古人写文章严肃负责态度的高度概括。所谓“千古事”,是指写出来的文字要能够阐明亘古不变的大道而利益千古,若无“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的情怀与智慧,便不能下笔著文以传世。文艺也一样,特别是中国的传统绘画,一定要遵循这一精神,借助“诗”“书”“画”“印”的巧妙结合来“传道”和“明道”。特别是要将中国传统儒家思想里的“诗教”“乐教”和“文心艺境”植入在中国的传统绘画里面,最终达到“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美育目的。

匍匐在求真的雪域上,焦茂红始终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自夏商周“学在官府”产生“官学”以来,至春秋战国时期,随着人口的增长和分封制的推行导致知识下移,加上周王周的衰落和思想意识形态上的“礼崩乐坏”,一度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盛况,从而产生了“子学”;至秦汉时期,随着大秦帝国横扫六国、大一统的到来,推行“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的政策,思想意识形态逐渐走向统一,至汉代,在董仲舒的努力下大汉王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产生了汉代“经学”;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年年征战,劳苦大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在现实环境之中得不到满足的人们急需要一种精神上的救赎,正好佛教的传入迎合了人们的这一心里需求,于是佛教在中国大地迅速扎根、并迅猛发展,至隋唐时期极盛一时,产生了“佛学”;至五代十国时期,中华大地再次分崩离析,战乱不止,思想意识形态再度陷入混乱,道家思想与传统儒家思想相结合产生了“玄学”;至宋明时期,随着大一统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深入,学术界一度直追汉代经学,形成了著名的宋明理学,发展至后期吸收了佛学中的“空有合一的本体论”、“顿渐合一的认识论”、“明心见性、返本复初的修持观”等理论,形成了阳明心学;随着心学的发展,思想意识形态又一次进了“顿悟”的死胡同,一时阻碍了社会的发展,思想界随机一转,出现了“考据学”和“乾嘉学派”;1840年,鸦片战争后,随着西学东渐,“朴学”大盛一时,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开始兴办实业,至“五四运动”以来,由于特殊时期的特殊需要,传统文化一度成为了有识之士批判和改良的对象,但伴随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重拾中华民族古老的传统文化,于是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国学热”。纵观古今,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在起起落落的动荡变化中一路走来,展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和感染力,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通过“五四”以来人们对于传统文化的彻底批判,更加有助于后来人科学、理性的对待和看待中国的传统文化,并伴随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的传统文化将会迎来一个崭新的“新学”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