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古开今：中国书法40年革新之路（笔墨流金四十年②）
□ 白 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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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颜鲁公
启 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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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不虚
沈 鹏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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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俗即仙骨 多情乃佛心
胡抗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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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书风。
“文章合为事而著，歌诗合为时而作”。书法艺术的走向与文学、绘画、音乐等艺术门类一样，都反映时代的脉搏。“传统派”与“现代派”的角力，同样在书法领域有所体现。
改革开放40年，传统而古老的书法艺术，面对新的历史机遇与挑战，焕发勃勃生机，呈现风格多样、流派纷呈、繁荣多元的新面貌。
笔者以为，40年中国书法的发展，是沿着“借古开今”与“中西融合”两种维度展开的。其中，“借古开今”是主体趋势，代表着中国书法革新的重要途径。
百花齐放
所谓借古开今，最早出自石涛画论，“故君子惟借古开今也”，是在传统的基础上有所创新，推陈出新的意思。
20世纪80年代，伴随着“书法热”兴起、中国书法家协会成立、书法类报刊媒体推动、书法美学讨论带来的思想解放，中国书法迅速进入狂飙突进的发展状态。具有示范性的当属延续传统的老书家群体和新古典群体。以沙孟海、肖娴、朱复戡、陶博吾、王蘧常、陆维钊、吴玉如、沈延毅、来楚生、陆俨少、启功等为代表的老书家，凭借深厚的学殖、传统的功力、创新的勇气和人生的智慧堪称后世典范。相应来说，从轰轰烈烈的展览赛事中走出的书坛中坚也体现出后生可畏的实力。这些从第一、二、三届“全国展”及第一、第二届“全国中青展”中脱颖而出的中青年书家，以丰富的个性追求表达对创变时代的思考，他们的作品或阳刚大气、或丑拙浑朴、或空灵阴柔、或细腻温婉，在当时都极富启蒙意义，被称为“新古典群体”。
20世纪90年代，基于对20世纪80年代书法发展的冷静思考，特别是对书法继承与创新问题的深入反省，中国书法侧重于在创新求变中前行。书法新古典主义、新文人书法、民间书风、流行书风、现代书法、广西现象和学院派书法创作等流派错综复杂地交织发展。第四、五、六、七届“全国中青展”，无论是取法对象、表现形式，还是评审机制，较之以往都勇于解放思想，大胆试错。在诸多观念、流派的共生中，书法审美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多元局面。不可否认，经过时间洗礼，上述流派的不足之处日益凸显，但它们基于传统又异于传统、具有鲜活强烈时代气息的探索精神和勇猛精进的开拓意识值得称道，也值得反思和总结。
回归经典
进入21世纪，中国书法走上稳定发展的理性道路，重温传统、再现经典成为书法创作的旨归。2002年首届“中国书法兰亭奖”的设立，加快书风转向的速度，回归传统帖学经典成为风向标。基于此，加之现代印刷技术和文物考古的最新成果，力求在与时俱进的文化背景下对帖学体系变革与创新，从而建立以“行草”为主兼及隶楷，兼备雅逸、古朴审美旨趣的“新帖学”。它虽以“行草手札”“名家”“墨迹”为基础，但取法对象、风格旨趣、形式表现，接近于“碑帖结合”的美学取向。“新帖学”的余波一直影响到当前的书法创作。以回归经典为旨归，包含对帖学、碑学、碑帖结合的全面理解，这便意味着以开放、多元、包容的心态面对传统、吸收传统、反思传统。
21世纪以来，书法艺术的发展更加注重书内书外的积累与融合。正如书法家沈鹏所言，“‘书外’的修养多于‘书内’并非坏事而是好事。当然这两项基本功缺一不可，并且互相依存、互相渗透。一幅书法作品的得失成败，一位学书者能否成‘大器’，无不决定于这两项基本功力的厚薄深浅。”自首届“兰亭奖”中加入文化素质的考核，直到2018年举办的第六届“兰亭奖”，着重强调将创作水平作为衡量书家书艺的重要评价标尺的同时，综合考量书法创作之外的成果以及个人的综合素养，倡导“学养、涵养、修养是书法家一生的功课”。长远来看，技道均衡、艺文兼备、德艺双馨的引导方向，会为书法界注入静心读书、用心创作的清流。
彰显时代性
所谓中西融合，便是与古代书法传统拉开一定的距离，彰显个性与时代性，是一种“反传统”的尝试与探索。
1985年10月15日，由现代书画学会举办的“现代书法首展”在中国美术馆展出，拉开“现代书法”的序幕。此次展览创作主体以青年书画家为中坚，得到诸如张仃、黄苗子、李骆公等为代表的老画家的支持。虽然不是发生在书法界内部，但该展览引发对书法现代性问题的思索与争鸣，具有深远的意义。自此之后的10多年间，“现代书法”持续发酵，诸如，谷文达以水墨语言“解构”书法作品，徐冰的“天书系列”、洛齐的“抽象书写”等，或受到日本现代书法创变方式的刺激，或受到欧美后现代艺术思潮的影响，在对抗传统书法观念的同时，从“现代书法”走向“书法主义”，乃至“后现代书法”。由于边界的泛化，最终导致“书法”与“非书法”并存，以书法为名，实则版画、装置艺术、行为艺术的杂糅。
融合与求新
从上述对当代书法发展“借古开今”与“中西融合”两种路径的简要分析形成鲜明对比，一面绵延有序，一面逐渐式微。毋庸置疑，改革开放40年的书法发展，“借古开今”是主体趋势。
那么，为何中国书法不能走“中西融合”的道路？
首先应从书法的本义入手。美学家宗白华说：“中国人写的字，能够成为艺术品，有两个主要因素：一是由于中国字的起始是象形的，二是中国人用的笔”。中国书法是以汉字为载体，用毛笔来抒发情感的一种艺术形式。汉字、毛笔二者缺一不可。那些坚守汉字字形的“现代书法”可以归入“借古开今”的范围，而解构汉字、不以毛笔为书写工具的“现代书法”，已走出中国书法的边界，尽管也具有一定的艺术性，但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中国书法艺术，不能为中国书法的未来指明方向。
其次，中国书法面对传统与创新的态度根植于中国哲学、中国美学的基本态度。《中庸》有言，“苟日新，日日新”。唐代大儒孔颖达云：“天之为道，生生相续，新新不停”。这些思想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在连续变易中求新、求变的追求。作为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密切关系的书法艺术，继承传统是一种亘古不变的追求，而追求“新变”才是书法艺术的魅力所在。“书法艺术最可贵的素质是创造”，这种创造不是釜底抽薪式的彻底改造，而是充分做到对传统的“躬身致敬”，而又具有创造性的发挥。书法家沈鹏指出：“书法创新的基础有两个：一是字体本身的变化，引起字形、笔法的变化；二是精神风貌、风气特征、审美习惯等观念的改变。第一种，在篆隶真草外现在还难以产生新的书体；第二种，我们现在比过去任何时代在精神上的变化都来得迅速、强烈。有志于创新的书家，要勇于找到自己的表达方式、自己的艺术语言。”
丰富的书法历史遗产，为书法家的原创力提供深厚基础。而原创所需要的广搜博取、求精用宏，要有见地，善于融合、通会，为我所用。书法的可持续发展，以创作为至要，不断求新应当说是可持续发展最重要的动力。“死法”“奴书”不可取，求新不可没有独立品格。
回溯改革开放40年中国书法的发展，可谓百花争妍、生机盎然。展望未来，“借古开今”依旧是中国书法革新的主要方向。它警醒书法家，在尊重传统的基础上，立足书法艺术本体，把握时代脉搏，深入研究现代生活，不断从时代的旋涡中寻求灵感，激发原创力、想象力和创造力，为传统艺术语言的现代化作出新的贡献。
（作者为中央美术学院博士后）
《 人民日报海外版 》（ 2018年09月06日 第 07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