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学术界提出和研讨到地方政府评估和考量再到国家战略政策和纲要出笼，“粤港澳大湾区”概念若隐若现，几经沉浮，历时二十余载，于二零一七年七月一日在香港以“深化粤港澳合作 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横空出世。二零一九年二月十八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该纲要的颁布昭示着总面积五万六千平方公里，人口超过七千万，在以香港，澳门，深圳，广州为核心的珠三角共九个城市范围内正式拉开建设大幕。早在一九九四年，时任香港科技大学校长吴佳玮就曾经倡导，“对标旧金山，建设深港湾区”；二十一世纪初，广州率先提出，“依托南沙港，对标东京湾区”。二零零九年十月二十八日，粤港澳三地政府在澳门联合发布“大珠江三角洲城镇群协调发展规划研究”，提出“构建珠江口湾区，粤港澳共建世界级城镇群”；二零一四年，深圳市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打造湾区经济”，发展港澳独特优势，提升国家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中的地位与功能。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在特区立法会发表上任后首份施政报告“一带一路”倡议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势必为香港经济发展带来重大历史机遇，必须用好特区独特优势和中央对香港的支持，加强与内地合作，奉行市场规律，推动自由贸易。”
就此，人民日报海外版记者日前采访了英国剑桥（智库）研究院执行院长邢云超教授和香港大学USPACE常务副校长卢兆兴教授：
记者：请问，邢先生，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有何战略意义和时代特征？
邢云超：作为与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相提并论的重大国家战略，粤港澳大湾区已经成为国家经济转型新支点。直面复杂的国际国内现状，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在一个时期内仍然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严重挑战。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GDP的领先区域，也是重要的制造中心，粤港澳大湾区跨界合作实现经济发展新旧功能转换将举足轻重，不可小觑。就旧金山湾区，纽约湾区和东京湾区而言，这些经济湾区集中了五成左右经济总量。湾区经济被视为全球经济发展增长极。三大湾区的发展和成长路径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起到参照物作用。然而“2017年全新创新指数报告”认为，深圳和香港地区区域创新集群已经超越旧金山湾区，仅次于东京和横滨地区。在4G技术、基因测序、3D显示、新能源汽车等新兴产业，深圳已经处于世界前沿。
记者：请问卢教授，目前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全球其它湾区比较而言，在操作过程中有哪些不同和不利因素？如何解决和克服这些障碍？
卢兆兴： 和东京湾区、旧金山湾区相形而言，粤港澳大湾区存在诸多挑战和复杂背景。既涉及人流、物流、信息流和资金流的整合，也需要不同政府及部门间协调和磋商。不同的法律体系、社会制度、管理模式和文化现象，均会在具体实践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交汇和冲撞。从“珠三角”到“大珠三角”再到“泛珠三角”一系列概念的提出不仅彰显区域发展对于国家战略的意义，而且也隐含了一系列不利因素在运行过程中需要直面和探索。“区域内制度创新，跨域府际合作模式演进，行政分割和政府本位主义局限的解决，跨域政府合作和法制基础的建立以及合作治理多元性不足的补充等诸多因素将势必以前所未有的形态彰显”。为此，依照粤港澳大湾区现实状态，需要针对性从区域法制理论及协同立法理论之基础范畴着眼，为打破制度壁垒，协调地方竞争，结合国内外相关机制建设的经验，不失时机，顺势而为。
卢兆兴：首先，“粤港澳大湾区协同立法机制的建设可以政府推进为主，社会演进为辅”。在事务范围上，可先针对具体性的大湾区共同事务予以实践，再逐步渗透到一般性大湾区共同事务。同时，“大湾区法制文化发展也会面临着差异性影响，理性流失”诸多困境。于是，粤港澳通过 “明确区域合作权限，加强软法制理，推动社会组织合作等路径”消除困境，形成合力，推动大湾区法制文化健康发展。
卢兆兴：其次，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健康发展的关键是各个城市，各个领域和各个维度在合作建设中的创新思维和开拓举措。在“一国两制”和基本法框架内，扬长避短，求同存异，创新机制，促进融合。
邢云超：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粤港澳在社会经济，文化教育及科研技术诸领域已经开展交流合作，成立各种联盟和组织，仅高校本科合作项目超过两百多个，首批立项五家粤港澳联合实验室。平台建设，资源整合，优势互补，合作共赢，走出了创新之路。在新的历史时期，重点发展新一代信息科技，高端装备，绿色低碳，生物医学，数字经济，海洋经济等协同平台，支持建设粤港澳产学研创新联盟。
卢兆兴：再次，积极开展大湾区联合研学活动，加强三地学生交流交换，探索研究性学习和体验式旅行相结合模式，面向大中学生不同群体，按照不同需求和兴趣建设活动，以“创新，协调，开放，共享”发展理念促进理论与实践，在教科书和不同文化以及社会活动各个维度上深度融合。
邢云超： 另外，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积极拓展高等教育合作，充分发挥高校基础支持和动力引擎功能。“三地高等教育资源丰富，在总量一百五十所高校中，香港有五所位居全球前五十名”。鼓励支持粤港澳合力办学，联袂共建优势学科，实验室和研究中心，吸引和对接全球创新资源，促进相关人才，科技，信息等要素流动；拓展职业教育合作，打造产业升级和先进制造业人才高地，推进粤港澳职业教育在招生培训，师生交流和技能竞赛方面合作，共同建设一大批职教实训基地和特色文创科技园区。 另外，加强跨行业，跨界别，跨学科和诸多议题如Smart city，Big data 和AI等探索研究；在健康，税收，交通，区块链，跨界犯罪，气象灾害诸领域探索创新，从各地次文化Sub-culture不同点展开各地次文化，习俗等观察了解，联合在文化遗产中寻求本地文化特色。成立各个层级大湾区相关管治中心，特色智库，民间组织和社会团体，定期出版行业刊物，举办有政府，学界，商界和社会精英发起和参与的高峰论坛及学术会议，配合国家推动粤港澳大湾区的规划和建设。
记者：邢云超教授，请问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已经拉开大幕，若真正奏响大建设主旋律，您认为首先要著手哪些问题？
邢云超：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呼之欲出之际，广东省社科院发布了“广东智库论坛”系列成果，也是目前国内首部深度剖析大湾区建设的研究报告。报告认为，“三面环山，三江聚会，面向太平洋，辐射泛珠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拥有世界四大湾区中最大腹地的区位优势”。具有航运发达，体系完善，创新能力强，总部效应突出的产业优势和“一国两制三关税区”多元格局的制度优势。然而，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序曲中，粤三大自贸区包括前海，南沙和横琴与港澳深度融合自然是当下之急，迫在眉睫。从概念树立，议题理顺，诉求调查，共识凝聚，再到城市功能定位，产业结构调整，人居环境完善等元素科学整合，战略调整，为大湾区建设提供基础性要件和强劲前奏。
作为一个经济体，如何解决城市间由竞争到协作，铲除城乡二元结构，营造高房价时代留住人才吸引资本的和谐环境，建设世界最佳生态圈，在可以预测的未来，决策者不得不直面和思考的重大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