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关重要的信号（每月经济观察）
午 言
现阶段，我们应重点强调结构性改革和长期的战略调整，不能过度依赖货币政策。市场各方对于货币政策的态度，需要理性回归
3月的经济大事不少。下旬举行的博鳌亚洲论坛上，“这个信号至关重要”，央行行长周小川说的这句话，让无数人竖起了耳朵。原文表述是这样的：“在实施多年的量化宽松之后，许多国家都存在流动性过剩”“现阶段，我们应重点强调结构性改革和长期的战略调整，不能过度依赖货币政策，这个信号至关重要”。
今天看“量化宽松”，让人感觉复杂。政策大多因势而谋，为解决彼时突出矛盾而来，但多多少少又会有负面效应。回想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在困境中徘徊，政策重点自然是尽快复苏，即便有副作用，也是需要承受的代价。正因为此，许多经济体相继开启量化宽松周期，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宽松政策创造的缓冲，让它们得到休养生息的机会。
然而，时至今日，近10年的全球超常规货币政策周期可能迎来“拐点”。
3月，美联储加息“靴子”落地，未来进一步加息的预期仍在，全球市场关于是否会收紧货币的讨论持续升温。的确，随着各国经济不同程度的恢复，非常时期的非常之策，自然到了考虑如何以及何时退出的时机。货币政策不是万灵药，不能期待解决所有问题，这已成共识。同时，宽松货币的负面效应越来越明显，不能不引起重视。目前来看，尽管各国在退出宽松货币政策方面步调不一致，但大趋势已基本形成。
就国内货币政策而言，早在几年前就已经开始向常态回归。
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我国自2008年9月起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但2011年开始即回到稳健轨道。如今，稳健的货币政策已实施6个多年头，从实际情况看，既实现了由非常态向常态的及时回归，降低了货币过度宽松可能引起的风险过度积累，也有力支持了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应当说，这种渐进式的回归，不仅总体上取得了显著效果，其中也包含了不少政策创新。
尽管如此，新形势下，货币政策应担当什么角色，依然是值得思考的问题。一般而言，货币政策主要用于总量调节，解决结构性问题并非其强项。目前，我国经济运行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虽然有周期性、总量性因素，但主要是结构性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3月中旬举行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相关部委负责人就更具体地指出，我国经济发展面临三大结构性失衡，一是实体经济结构性供需失衡，二是金融和实体经济的失衡，三是房地产和实体经济的失衡。要化解这些失衡，过度依赖货币政策勉为其难，而必须是多政策协同作战，各领域改革齐头并进。
有人疑虑，这个信号是不是意味着要“钱紧”了？显然，未来货币政策的内涵和着力点，并不能简单用“松”或“紧”来概括。一方面，稳健是过去几年货币政策的“底色”，保持着稳定性连续性，但客观说，受经济下行压力等多种因素影响，部分时段在实际操作上可能是稳健略偏宽松。未来的货币政策应坚持稳健中性，不松不紧，既为合理经济增长提供必要流动性供给，又能为新旧动能转换和结构转型升级创造必要压力。另一方面，货币政策通过创新也能直接支持结构调整，这些年，在扶持“三农”领域、小微企业及先进制造业上，货币政策定向发力已经有了不少探索。
值得一提的是，市场对于货币政策的态度，也需要调整。正如周小川所说，“最近几年，很多公众作为投资者投资金融市场、房地产市场，或购买金融产品，因而会过分关注货币政策。结果放大了市场对货币政策的反应”。“央妈”昵称的流行，折射出市场的过高期待，很多本是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举措，在金融市场上被赋予各种与政策初衷不符的想象。从这个角度说，无论是金融机构、企业或投资者，对于货币政策的过分热情和依赖，同样需要理性回归。
《 人民日报 》（ 2017年04月10日 17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