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辉没有想到，自己的名字会出现在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里。甚至，当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念到他的名字时，相隔千里、人在安徽农村老家的他，都没想去关注这个报告。

　　今天，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在讲到坚决防止和纠正冤假错案时，称“各级法院依法宣告825名被告人无罪，确保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并专门提及“张氏叔侄强奸杀人案”。这一案件的主角之一正是张辉。

　　2003年，长途货运司机张辉和张高平受人之托，搭载一个女孩儿去杭州。第二天，女孩被发现遭人强奸杀害，叔侄二人随后被判刑入狱。两年后，该案真凶落网。又过8年，2013年3月26日，他们被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宣判无罪，当庭释放。这起冤案掀起了大规模讨论——冤假错案何时了？

　　听到中国青年报记者电话里摘读的报告内容，张辉注意到了“825”这个数字，他问，“825人啊，原来我们只是其中一小部分！”

　　825，这个三位数数字的背后，意味着825个鲜活的个体，乃至825个家庭的悲欢离合。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张立勇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这是一个本该为零的数字，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论述“100-1=0”的那样。

　　提及“冤假错案”，张立勇总爱讲一个故事：二战初期，美军降落伞合格率为99.9%，每1000个就有一个出事，军方要求必须达到100%，于是要求以后质检从每批降落伞中随机挑出一个，首先让厂商负责人亲自从飞机上跳下。此后，降落伞不合格率很快降为零。

　　这个故事有两个启示：一是降落伞0.1%的不合格率看似很低，却意味着一个伞兵可能为之付出生命；二是降落伞的合格率并非不能达到100%，关键是要把生产商的生命和降落伞的质量紧密联系到一起。

　　法官办案也是同理。张立勇说，任何一宗错案对于当事人，都是灭顶之灾。比如赵作海案，其本人被错误羁押11年，而家里，老婆跟人跑了，三个孩子没有人照顾，有的成了“文盲”，“真正是家破人亡、祸及三代。”他说。

　　然而，让这个数字为零的前提是，先把当前积压的冤假错案都尽快纠错。

　　事实上，从张辉开始，浙江五青年劫杀出租车司机案、河南李怀亮案、福建福清纪委爆炸案、安徽于英生案等逐渐得到了纠正。在全国政协委员、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朱征夫看来，张氏叔侄案就像一个标杆，为后来一系列的知错就改，树立了一个责任与勇气的样本。

　　“迈出这一步，难度可想而知。”朱征夫说，“核心难点可能并不在于事实不清或证据问题，而在于它将意味着，比如，很多人会丢掉饭碗。”

　　肩负“纠错”张氏叔侄案的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高院院长齐奇刚开始就有些“担心”——“纠错后，社会上会不会给我们压力？”“我们(在浙江人大报告时)的票数会不会低一点？”

　　纠了错。结果，浙江省两会期间的一大新闻就是，该省人大投给浙江省高院工作报告的票数，非但没有低，相比去年还高出5个百分点。齐奇告诉本报记者，省人大的反应契合了他最初的想法——“必须要纠正，这是职业道德的良知，是我们的底线，应该义无反顾”。

　　张立勇考虑得更为长远，他说，“对于已发生的错案，不能只是出现一起纠正一起，‘头疼医头、脚疼医脚’。”

　　就像军方对降落伞厂商那样，2012年，河南在全国率先出台了《错案责任终身追究办法(试行)》，明确规定，对办错案的法官，不论调整到哪个工作岗位，不论在职还是离岗，只要认定为错案，都要问责到底。张立勇说，这就是“紧箍”，坚守防范冤假错案的法律底线，“红线不可逾越，禁区不能突破”。

　　周强今天在报告中讲：“从错案中深刻汲取教训，强化证据审查，发挥庭审功能，建立健全防范刑事冤假错案工作机制，坚守防止冤假错案底线。”

　　记者问张辉，“怎么评价自己被写在高法的报告上？”

　　“明年还是不要再出现了。”他答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