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政府的信息公开究竟做得如何？

广州社情民意研究中心近日一项最新民意调查显示，74%的受访者认为当前政府信息公开“存在问题”。高达83%的受访者认为，信息公开不力的官员，其个人应被追究责任。

2013年7月，广州社情民意研究中心抽样电话访问了3000名不同性别、年龄、职业、地区、受教育程度的城镇居民。

项目负责人介绍，这项调查抽取了全国（港澳台地区除外）的693个城市和县城。“其中包括了全部直辖市和省会、地级市城区，以及随机抽样各省20%的县级市城区或县城。此外，因语言原因调查未包含新疆、西藏、内蒙古、宁夏等民族自治区。”

“受访者的性别、年龄特征与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对比基本一致，符合全国城镇人口基本特征。在95%的抽样置信度下，最大抽样绝对误差不超过1.8%。”项目负责人介绍。

调查显示，74%的受访者认为当前政府信息公开存在问题。在外资企业工作的小王今年26岁，他就是这74%中的一个。关于公务接待用车、出国等三公经费、食品安全及环境保护等政务信息问题，在他的印象里，本地的政府并未做到信息对群众充分公开。

在城镇居民眼中，政府信息公开的“问题”究竟在哪？

调查显示，“公开信息不全面”被选比例最高，达到56%；其次是“公开信息不具体”，比例达47%；还有35%的人选择“没有公开”；而“公开虚假信息”也有30%。

小陈在这4项上全都选择了“是”。“比如食品安全信息就很值得公开。前段时间出现的绿豆芽、咸鸭蛋、大米汞含量超标等事件，事事皆关乎民众安全，需要民众的知晓。现在这样，让老百姓都很不放心。”

对于“三公”经费、环境保护及食品药品安全等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信息，认为本地政府“能”对群众充分公开的人只有29%，而认为“不能”的人多达46%，比前者多出17个百分点。

引人注目的是，在党政机关及企事业单位的就职者比企业主、学生更不看好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在这部分受访者中，认为不能做到充分信息公开的人高达58%。

项目负责人对中国青年报记者介绍，本次调查的有效样本均为家庭电话。“如果打过去是单位电话，我们就不取样。这样可以避免公务员在单位不便受访的情况，在家里受访的公务员更能回归公民身份，也更能讲真话。”

接近退休年龄的公务员老张，也是本次受访者之一。

“在三公经费上，据我了解，地方根本做不到政务信息公开。”他列举了几项，“公务宴请的问题，政府部门可以到企业里去想办法，领导出国则可以让地方的大企业埋单，这些都没人知道。”

谈及当地政府的政务信息，他认为根本就没有公开——“政府‘表面上服从中央，但实际作风则又是一套’，这就需要对有问题的官员问责”。“现在没有人处理这些官员，上面也不知道。官员一出差，我们这里各个乡镇都要借钱接待。”

本科及以上的高学历者亦不看好，认为“不能”的人达55%。

28岁的女公务员小袁也是本科学历。在她的理解中，“公民知情”并无须政府事事皆告知，只是需要给百姓一点透明。

而问及对政府信息公开的建议，小袁则回答自己不了解，也没怎么看过相关资料。她所在的单位也没有相关的要求。“如果没有领导要求、解释，估计也没人看得懂政务信息公开的要求。”

对于信息公开不力的官员处理，老百姓又满意吗？

广州社情民意研究中心的结果显示，44%的民众回答“不满意”，而回答“满意”者只有30%。

小王就选择了“很不满意”：“有些官员没抓出来，评判官员政务不能只看表面。”

在这个问题上，体制内就职者及高学历者评价更低。表示“不满意”的人都超过了半数，分别达54%和56%。

在受访时，35岁、大学本科学历的公务员陈朋坦言：“我对三公经费等信息公开的意见很大。在我了解的政府单位，这些信息绝对没有全公开，事情也没有得到处理。”

而当调研人员问到是否应当问责官员，陈朋回答“应当”后调侃：“你觉得我能说了算吗？”

对于信息公开不力的官员，83%的民众认为“需要”追究个人责任，认为“不需要”的人仅4%。

小王建议，应当把官员的房产等经济状况都公布于民众，政府应建立专门公开信息的网站，通过查看群众评价和点击率等互动，实现公民的参与和监督。“对信息公开不力的官员非常需要追究个人责任。”

体制内就职者及高学历者对此更为认同，认为“需要追责官员”的人分别多达88%及86%。

“与其说这样的数据意味着老百姓对执政党和政府产生的不信任，不如说，这些高比例的数字代表着当今中国社会公民知情权的不断觉醒、社会监督意识的增强。”项目负责人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无论是国务院出台的文件，还是民调的高昂呼声，都证明了政务信息进一步透明公开，是大势所趋，刻不容缓。它直接关系到政府的公信力建设。”（记者 庄庆鸿 实习生 王景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