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卧底城管”桂文静展示摆摊的牌子。
桂文静和同事杨希摆地摊时卖的发卡。
“卧底城管”摆摊期间记下的日记。
原标题:城管委:干啥都说作秀,要我们怎么做?
新京报讯(记者朱柳笛)近日,武汉“摆摊城管”引起关注后,武汉市城管委回应称,两当事城管桂文静和杨希为“卧底”,通过体验式执法深入了解路边摊贩实际情况,并公布了两人摆摊期间的“体验日记”。回应遭到公众质疑。
昨日,武汉市城管委再次召开新闻通气会,称“体验日记”有故事情节和真实感受,不可能造假。
“卧底没有演的痕迹”
新闻通气会上,武汉市城管委新闻宣传负责人叶志卫否认“作秀”说法。他表示,两名城管队员写的“体验日记”,详细记录了摆摊经历及周围环境,有故事情节和真实感受,不可能造假,卧底过程也没有演的痕迹。
叶志卫接受采访时说,“我们强力管理,被指责暴力,我们采取眼神、鲜花、体验执法,被质疑作秀,到底要我们怎么做。有什么好办法说出来,我们奖励1万元。”
此前,洪山区城管局因鲜花执法、眼神执法引发过舆论关注,有网友质疑,多种新鲜的执法方式,都在博人眼球,这次卧底也和之前的方法很相似,意在炒作。对此,武汉市洪山区城管局局长赵扬称,只是想多一些尝试和创新。
至于这些创新举措收效如何,赵扬称,据统计,洪山区城管所辖区域街道环境已有很大改善,据统计,今年占道经营数量比去年下降了60%。
小贩行贿保安是误会
有媒体对日记中记录的某小商贩交给保安几百块钱一事提出质疑,小商贩哪来这么多钱?对此,桂文静回应,当初以为是潜规则,后来发现其实小贩给保安的是货款,他们在后来的日记中做了相关澄清。
对于外界质疑的摆摊收益,昨日,洪山区城管局将1000元摆摊收入做了捐赠,捐赠对象是占道经营摊贩徐军胜。今年3月,徐军胜一边卖烤红薯,一边给儿子指导作业的画面被媒体捕捉,从此被网民称为“红薯爸爸”。赵扬说,严格讲应该取缔,但因徐军胜有实际困难,因此采取变通方法,允许摆摊。
■ 对话
摆摊城管:我们是好心,但被曲解
桂文静接受采访称,被曝光后压力大,妻子曾想把孩子送到别的地方
关于摆摊
“想站在小贩的角度找解决办法”
新京报:作为一名城管,“体验摆摊”的初衷是什么?
桂文静:我不太善于交流,之前碰到占道经营的小贩,我们去管他,旁边就有人说,你们管他做什么?我就不知该怎么处理。于是我跟领导提了这个想法。去练摊,是想能站在小贩们的角度,找出办法去解决问题。
新京报:为什么不知该怎么处理?
桂文静:管吧,他觉得你不同情他,社会都同情弱者,不管吧,又违背我的工作职责。
新京报:你们一共跑了几个地方练摊?
桂文静:主要是在洪山区,在自己管辖的区域,首先是考察虎泉,但城管一直驻守在附近,不让摆,然后我们又去了鲁磨路,后来是去徐东。
新京报:卖什么?从哪里拿的货物?
桂文静:第一次摆,我们从汉正街批发了发卡,但生意不好,旁边有一个卖杯子的人,他的生意很好,我就想找他批发一点货,他说可以,但不能在同一个地方摆,后来我们就到徐东去了。
新京报:也就是“体验”并没有严格的计划?
桂文静:对,只是做尝试。
新京报:最后成本花了多少?赚了多少?
桂文静:我们还没来得及统计,本来打算两个月体验结束后计算,但被打断了。
关于换位
“融入小贩生活,城管来了会跑”
新京报:第一次摆摊是什么感受?
桂文静:迈出第一步很难,觉得有点丢人。我一个朋友说他第一次摆摊时,晃了好几条街,走了一晚上,东西也没摆出去,我就是这种感觉。
新京报:在你的日记里,曾讲过遇到城管逃跑的事。
桂文静:当时我摆摊有一段时间了,只是听有人喊城管来了,好多人开始收摊。我和朋友也收拾,用床单卷起来就跑,结果货掉了,我准备捡,我朋友大叫,还捡什么?赶快跑。我就跑了。
新京报:跑是什么心理?你当时已经有小贩的心态了?
桂文静:当时真的是已经融入这种生活了,知道周围的人在跑,就完全是小商贩的心态。还有就是在自己大队执法的区域内摆摊,也担心被认出来。
新京报:会不会感觉有些分裂?白天你是执法者,晚上又变成执法对象。
桂文静:是有些分裂。
新京报:那你怎么看摆摊时遇见的执法城管?
桂文静:就像我很好的朋友抱怨的一样:管这么严干什么?我当时就是这种想法。
关于质疑
“好心被曲解,怎会没压力”
新京报:网上有很多质疑,甚至怀疑你们的练摊日记,也是事后补写的。
桂文静:我只能保证,这次体验活动和体验笔记都是真实的,我再解释,也还是会有质疑声,但是我不可能把这么多实际生活的东西,在一天之内就凭空想出来,编也得有时间和素材吧?
新京报:也有人说是炒作。
桂文静:说实话,我们是想站在摆摊者的角度了解一些事情,并没有像网友说的,是炒作。说实话,我是不会说话的人,也不知道怎么说话。
新京报:那为什么选择在自己大队辖区摆摊?这样被认出的可能性不是更大?
桂文静:网上一直有误传,说我在自己执法的地方摆摊,其实不是,白天我管辖的地段是友谊大道,但摆摊的地方是徐东大街,而且我们选择街尾,注意隐蔽,后来发现没有认出来,就放心了。
新京报:报道出来前,你们是否已经知道?
桂文静:如果我们真是做好了被报道的准备,不会像现在这样说话不清楚,我没想过被报道,我也不想接受采访。
新京报:为什么不想接受采访?
桂文静:压力来自网民和媒体。我们是好心,但被曲解,怎么会没压力。昨天我回去老婆跟我说,赶快把孩子送到别的地方,怕事情越闹越大影响孩子。我希望你们少关注我一点,谢谢你们。
关于职业
“这个结果真让我接受不了”
新京报:你没体验之前,对小贩群体是什么印象?
桂文静:之前以为,小贩对城管印象很差,但后来了解,很多小贩觉得武汉城管还可以,当然还有尖锐的骂声。
新京报:你在执法过程中遇过激烈的对抗吗?
桂文静:总的来说还好,我们去管,一般不会没收东西,只是让他们离开,但我们一走,他们还是回来继续摆。
新京报:你觉得这个职业有负面评价的原因是什么?
桂文静:负面报道太多,如打人之类的。
新京报:那你有没有想过是什么原因?
桂文静:我一直觉得只要努力,就能有一定的结果,但没想到是这个结果,让我接受不了,真的让我接受不了。
新京报:练摊后,你对你的工作有新的想法吗?
桂文静:我一直在想,能不能有更多的方法能改进城管在人们心中的形象。
新京报:这次体验带给你的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桂文静:让我能站在摆摊者的角度来体会,他们真的很辛苦,我们政府能不能采取有效的方式,让地摊文化能够继续下去,规范起来,没有必要一刀切取缔。
新京报记者朱柳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