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 欣）大运河申遗的历程，终点是今年6月22日，这尽人皆知；但有几个人，能说出起点在哪里？有些细节，很值得说一说。
扣动扳机的时刻
2005年的深秋，在杭州西湖杨公堤畔，罗哲文先生将我迎面拦下：“给你个任务。你在媒体，想想怎么推一下京杭大运河申遗这个事儿。”
媒体能干啥？有效传播，是最大的价值。“您看这个主意如何？”大约两周后，我在电话里半认真地说，“咱们借鉴一下营销的方法吧，写封公开信，给沿岸的市长。您有名气，话题震撼，再加上这个形式，肯定吸引媒体的关注。”
“那就写吧。”罗哲文说。
我至今保存着这封珍贵文稿的原件。即便过了多年，老人们提出的理念仍然没有过时，仍然让人心生尊敬。为了增加权威性，我作为执笔者特意加上了三个署名者的年龄：郑孝燮（90）、罗哲文（82）、朱炳仁（61）。正是考虑到京杭大运河文化遗产的多样性，才出现了对应相关领域的“运河三老”组合。
12月15日，新华社率先摘发了《关于加快京杭大运河遗产保护和“申遗”工作的信》并立刻就引起了杭州、扬州等城市的回应。由此，全国政协推动、文物管理部门跟进、各地一呼百应、多学科介入、社会力量参与……大运河申遗的步伐再也没有停顿，且一气呵成直至成功。
2005年12月15日至2014年6月22日，一共3111个日夜。这封信，可以比作这一轮大运河申遗行动的肇始起点，是子弹出膛“扣动扳机的时刻”。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的人生轨迹，皆因此改变。
向前辈致敬
大运河申遗过程，是中国人文化遗产保护理念提升和方法创新的过程。
我一直好奇，当年为啥罗老要突兀地让我去做大运河这件事。比我名气大的人有的是。况且，从那时我和老人的关系来看，他完全可以去寻求更大的支持。
但是，如果排列一下经过前20年的努力，中国拿到的世界遗产清单，马上就会印象鲜明：名气大和人所共知的项目，都差不多列入了。但那个时刻，又有无数人心存焦虑。我们正在经历一次社会风貌的巨势变革，由此产生的文化传承认知冲突相当激烈。许多需要拭去尘土方显灿烂的潜在文化遗产，仅靠文物界难以独立守护了。
到了这个时候，该啃骨头了。
大运河申遗“扣动扳机”的那一封信，自然而然地成为历史的选择。
今天面对47个项目名单，应怎么判读呢？
我们会向1972年签署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致敬！究竟是怎样的智慧发展过程，将古董、文物的价值上升为文化遗产的？我们再以尊敬的语气记住文化遗产的最核心含义吧：人类共同拥有的智慧之真实、完整证明！
在公开信之前，北京有单霁翔，杭州有毛昭晰，都已经准确判定大运河申遗势在必行并用多种方法进行呼吁。这些值得尊敬的前辈是我们的铺路人。那么，为啥偏偏这封信起到了独特作用呢？只有一种解释，要到今天才明了——社会力量的认知力和参与程度，共同决定了大运河的命运走向，由此也产生了集成各种社会资源的革命性视野和经验。
用信念守候
大运河经历的3111天，引出了另一个从未刻意讨论的细节：中国的47个世界遗产项目，都坚持了多久，方取得成果？
大运河，是申遗过程不算漫长的一个。
是什么信念，让人们能够坚持下来？
如果你有幸主动参与过一次申遗过程，就会发现：功利主义难以真正支撑如此漫长守候；相反，愿以自身之力，将这片土地上的价值真实完整地传承给后代，才是支撑无数个体锲而不舍的真正动力。
6月22日的那个夜晚，我只有一句话，反复回答热情的祝贺信息：“我只是坚持着、坚持着做了该做的事”。我所熟识的申遗第一线的同事们，都可用平静来形容如何度过这里程碑的一天。即便到了最后的时刻，我们都不知是否会在今年通过。那为啥反而心静？经过这9年努力，我们心中已经非常确定大运河的价值，给不给世遗称号都不受影响；再说，我们想要的，大运河已经给过了。
我们得到了什么？又改变了哪些？其实这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通过改变大运河，我们改变了自己，从而得到认同和尊敬，这种尊敬和认同，来自父母、好友、同事，更多来自孩子和后代。人生中，有一段时光，坚持自己，尝试改变，这就是尊敬的由来。
《 人民日报海外版 》（ 2014年06月27日 第 06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