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杭生)为更好地推动我国社会学发展，真正把“理论自觉”落到学科建设和理论研究的实处，使我国成为世界社会学一个既繁荣又有活力的学术中心，社会学要做好三门功课：再评判、再认识、再提炼。这三个“再”代表了我国社会学必须面对的三种基本关系：中国社会学与西方社会学关系、今古关系、理实关系（理论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的关系）。
再评判
所谓再评判，就是中国社会学与西方社会学关系的再评判。社会学是作为西学的一种引入中国的，是来自西方的舶来品。在这个意义上，必须承认没有西方社会学就没有中国社会学。因此，必须学习西方社会学、弄懂西方社会学、借鉴西方社会学。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看到，西方社会科学是如何产生的？有西方学者说得好，在欧洲支配整个世界体系的历史时刻，社会科学为回答欧洲的问题而兴起，它在选题、推理，方法论和认识论上都反映这个熔炉的局限。这说明，西方社会学同样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不可能是纯粹普世的。因此，西方社会学不能代替中国社会学。我们必须跳出西方，不断进行社会学中国化的努力。同时，由于在社会学的世界格局中，中国社会学和西方社会学长期处在一种“边陲—中心”关系之中，我国社会学者容易形成一种“边陲思维”，导致对国外理论照抄照搬、亦步亦趋，甚至拔高神化。
在社会学“中西关系”上落实“理论自觉”，既要借鉴西方，又要跳出西方，树立主体意识，破除“边陲思维”，用建设性的批判反思精神来看待西方社会学，看待一些被误解的西方社会学观点，提出我们自己的看法，这样才能真正达到洋为中用。这就是所说的“再评判”。
这里举几个例子。韦伯是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后最先重点介绍和研究的西方社会学学者之一，他的观点对中国社会学界影响很大。有必要对他进行再评价：既肯定和发掘他在方法论等根本观点上对我们的启示，也梳理他在各种涉及中国社会的具体观点的真伪。现在就有学者指出，韦伯关于中国近代以前不存在城市现象的极端观点、从宗教伦理分析资本主义产生的片面观点等，都应该进行梳理。再如，米尔斯关于社会学的想象力的一些看法经常被误解。有时人们记住了他对宏大理论的批评，却忘记了他对宏观理论的重视，这种理解本身就违背了社会学的想象力本身的含义。因为米尔斯将社会学的想象力称为视角转换的能力，这种转换使社会学对社会与个人、宏观与微观日常的研究连为一体。
这里有必要强调，对于经典作品应当一读再读。一部经典、一种理论应当放在历史和学术发展的过程中去理解，在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的比较中去理解，否则就会抽除其本身有血有肉的品格，成为不合理的僵死教条。对于“回归经典”的提法，我们也应当在借鉴西方、跳出西方和理论自觉的框架中加以正确理解。
再认识
所谓再认识，就是今古关系的再认识。今古关系，首先是指当代中国社会学与历代学术传统特别是社会思想的关系；其次是指我们这一代社会学者与社会学先辈的关系。如果说，我们对西方社会学往往是评判过高的话，那么，对我们自己的学术传统、对我们先辈的贡献则往往是认识不足。因此，不仅要对西方社会学进行再评判，而且要对我们的学术传统进行再认识。这两者构成理论自觉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
近来，有学者撰文对费孝通的一个原创性贡献做了“再认识”，这就是费孝通对城乡二元结构理论的原创性贡献。在经济学上，刘易斯1954年出版的《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最先阐述了这一理论。而在社会学上，费孝通通过对中国社会的实地研究，形成了对城乡二元结构的实际感知，并提升到理论层面给予系统的阐述。他1939年出版的《江村经济》、1948年出版的《乡土重建》、1948年出版的《乡土中国》等都是这方面的代表性作品。通过这些著作，费孝通对中国社会结构的二元性认识不断深入，从中提炼出了一套范式和框架，如乡土社会与城市社会、乡下人与城里人、熟人社会与陌生人社会、礼治与法治、习惯与契约、安土重迁与分化流动等。他上述作品的发表都早于刘易斯的著作。对于费孝通这一原创性的学术贡献，后辈学者有责任实事求是地予以确认。
严复根据荀子关于“群”的思想把社会学称为“群学”，并根据历代社会思想家关于治乱兴衰的思想，把“群学”定义为研究社会治乱兴衰原因、揭示社会何以达到治的方法或规律的学问，也是汲取了传统的学术资源。这方面我们对严复的原创性贡献研究不够。先秦的社会思想特别是战国时期思想，是一个巨大的学术宝库，需要我们好好开发。基辛格在《论中国》一书中曾谈到有两段历史对当代中国产生了最深远的影响：一是2000多年前的战国时代，那个战火纷飞的时代让中国人相信混乱局势的危害是巨大的。二是19世纪，中国从世界最富有的国家沦落到外国列强掠夺瓜分的境地。我们应在学术上重视这两段历史对我们学科的深远影响。
可以说，如果没有对中国丰富的传统学术资源的再开发、再认识，有历史厚重底蕴的中国社会学就不会真正建立起来，理论自觉也落不到实处。
再提炼
所谓再提炼，就是理实关系的再提炼。理实关系，即理论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这里的现实主要指社会转型的现实、社会风险的现实、集体意识构成的“社会事实”的现实；实践主要指中国经验多层次的丰富多彩的探索。所有这些都是发生在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史、13亿多人口、960万平方公里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我们这一代社会学者应该感到非常荣幸，能够亲眼见证、亲身体验这样伟大的时代。这个时代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性巨大舞台和现实性宝贵资源，为创造自己的理论、自己的学术话语，为世界社会学增添中国社会学者自己的创造，提供了宝贵的条件。
但必须指出，这个历史性巨大舞台和现实性宝贵资源，只属于有“理论自觉”的学者，而不属于那种对西方理论亦步亦趋、照抄照搬的“边陲思维”的人们。在提炼现实方面，一些社会学家就非常善于这样做。当年费孝通对乡土社会的提炼、对差距格局的提炼，改革开放后对温州模式、苏南模式、小城镇的提炼等，就是如此。陆学艺对社会结构大约落后于经济结构15年这一论断的提炼也是如此。
要正确提炼现实，必须具备两方面的基本素质：一方面是要有学科的前沿意识，掌握本学科最新的理论、方法、发展趋势等；另一方面是要有草根情怀，深入基层，对我国基层社会的实际运行情况有真实的了解，也就是要“接地气”。把这两方面结合起来，就是一种“顶天立地”的精神。两者缺一不可。缺乏前沿意识的草根情怀，往往是狭隘的；而缺乏草根情怀的前沿意识，则往往是无根的。有了这样的素质，从现实中、实践中提炼出来的社会学，就能回到现实和实践中去，成为一种对实际社会生活、对普通百姓的民生福利、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发挥作用的社会学，而不是那种闭门造车的单纯的“书斋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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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把上述三个方面结合起来，真正做到借鉴西方、跳出西方，不断进行“再评判”；做到开发传统、超越传统，不断进行“再认识”；做到提炼现实、高于现实，不断进行“再提炼”，才有助于真正创新我们的学术话语，创造我们的学术特色，形成真正的中国学派。
社会学界特别是青年学者要敢于和善于“再评判”“再认识”“再提炼”，在不断做好这些功课的同时，不断增强自己的实际功力，扎扎实实提高自己的理论自觉水平，使自己在学术上、理论上更加成熟，为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新型城镇化建设作出更大贡献。
（作者为中国社会学会名誉会长，本文为作者在中国社会学2013年会上的发言摘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