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春桥最终决定接受没法在5月12日赶出这部片子的事实。

　　这意味着，这部名叫《初三四班》的纪录片将错过“汶川地震十周年”的节点，传播度可能会打个折扣。

　　“但我们不是为了凑节点来拍这部片子的，对吧？”4月8日完成第一版初剪，制片人韩轶看完后对陆春桥说，“片子还需要时间打磨，不能仅仅为了赶节点仓促成片。”

　　陆春桥点了头。

　　她有些不好意思地对记者解释：“大概是地震后遗症，我是想到什么就要赶快完成，就怕有个万一，事就做不成了。”

　　10年前的5月12日14时28分，北川中学初三（四）班因在操场上体育课，全班37人幸免于难。当时15岁的陆春桥是这个班级中的一员。

　　10年后，从中国传媒大学南广学院毕业的陆春桥想用拍摄纪录片的方式纪录这个班级毕业生的十年。“我想知道，因幸运而重获新生后，每个人以什么样的方式走过人生中最青春年华的十年，而这十年的青春故事又和普通的年轻人有何相同或不同。”陆春桥说，“我们是幸运的。这并不仅仅是指我们活下来了，而是指我们恰恰是在一个世界观、价值观刚开始形成又尚未固定的阶段经历了地震。”

　　直到如今，这段经历被很多人静静安放，和许许多多成长中的坎坷、成就一起，成为人生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这个片子必须由你来拍”

　　2016年2月10日，大年初三，“初三（四）班”开了一场班会。

　　班会正是陆春桥为拍纪录片而组织的，也是这个班级初中毕业后第一次如此齐整地相聚。

　　班长母书凡早早和学校联系了场地。黄金城是班里年纪最小的一个，早晨就去给陆春桥帮忙，期盼，兴奋，“好像要见到很久未见的亲人”。

　　班会定在下午2点，这个稍有特殊意味的时刻。

　　女生们有的化了淡妆，男生们有的俨然“社会人”的样子，不过大多数还是稚气未脱。两位老师也被邀请来参加，一位是初一到初二时的班主任，另一位是语文老师。老师们讲着讲着就眼睛泛红，努力地控制情绪。之后，学生们轮流上台发言，分享近况。

　　都是20多岁的年纪，偶有悲伤，但更多是嬉笑。

　　在这场聚会的半年多前，陆春桥第一次有了拍这部纪录片的念头。

　　那是2015年6月春桥临近毕业的档口，韩轶收到她询问就业走向的QQ留言，遂邀她共进下午茶。38岁的韩轶是金马奖获奖制片人，目前在上海拥有自己的影视公司，是奥斯卡获奖导演柯文思在中国的合作伙伴。

　　韩轶一直记得这个女孩。2008年，她在四川拍摄纪录片，聚焦的是北川中学一位高位截肢的女生。印象中，总有个开朗、好奇的女生，主动和他们搭话。

　　陆春桥评价彼时的自己“无知无畏”，“很活在当下”，“什么流行就玩什么，跳舞、唱歌、旅行”……

　　高二时，北川中学开设了有中国传媒大学师资进驻的艺术班。选苗子的时候，陆春桥站得笔直，心想：“会不会选到我呢？”一位老师指着她和其他几位说，“你、你、你”，她就真的入选了。

　　高中毕业后，她考入中国传媒大学南广学院。

　　一路成长，她时不时会给韩轶发个QQ留言。她从心里喜欢这位80后的大姐姐，觉得有亲近感，因为“她是四川人，在北川待过，是了解我们当时感受的”。

　　那一次下午茶，她们聊到了初三（四）班。韩轶此前知道北川中学有1000多人幸存，却不知有这样一个完整幸存的班级。

　　她当即意识到，这个班级的故事有价值。“那几年青春片特别多，打个架、谈个恋爱、堕个胎、出个国……千篇一律的剧情，无病呻吟。但这个班的青春不一样。它值得被‘歌颂’，或者说，被记录。”感受到纪录片传播的有限，她决定用真实故事改编成剧情片的方式来讲述。而在收集故事的同时，可制作一部纪录短片。

　　韩轶把陆春桥介绍给导演柯文思，对方兴趣盎然，答应做剧情片的编剧和导演，并对陆春桥说：“这部纪录短片必须由你来拍。”

　　原本想走时尚摄影道路的陆春桥，凭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接下重任。“从此我在这家公司又相当于上了‘电影大学’。一切都是从零开始。”

　　陆春桥说，做出这个选择的另一个原因是，“这些年，每一次节点，都会有相应报道，但几乎没有真正让我触动的”。

　　“地震带给我们的影响是复杂的，但大多数的纪念文章却是单一的。因为地震，北川的城市化几乎以几何级加速发展；因为地震，全世界的目光都投向这里，连你在食堂吃饭都有人在拍。我们曾经仰望的名牌，一瞬间唾手可得，还有没有吃过的奶片、没有用过的洗面奶、没有见过的外国人……”陆春桥说，“地震对我们这一代的成长影响也是多元的。我想拍出真实的北川，真实的北川年轻一代。”

　　“选择如何纪念是我们的事”

　　并不是所有人都欢迎这部纪录片的诞生。

　　“除了揭伤疤，有什么意思呢？”有同学说。还有同学连聚会也拒绝参加。

　　“一般都是家里有至亲去世的。十年，走出来不容易。”母书凡说。

　　对纪录片不同的态度，正源于每个人对那一天的不同记忆。

　　陆春桥对那一天的记忆是“不真实”——能见度特别低，以为是那种超级大的渣土车越来越近，随后到处都是灰。那一天，脑子整个懵了，一直有耳鸣的感觉。

　　母书凡的记忆是，两个女生在他面前被浪掀了起来，摔倒在地；对面山上，极大的石头往山下滚落……

　　黄金城更多的记忆是救人。那是他第一次亲眼看见有人在自己面前死去，也是他第一次看见创伤，血流得像水龙头放出的水。

　　女生刘文静的记忆，关乎班主任何海平。体育课，她总喜欢躲在教室里看书。那一天，在隔壁班教英语的何海平特意趁习题时间绕回教室，看惯常逃课的女生在不在。刘文静后来去了篮球场看男生打篮球而逃过一劫，但何海平被永远埋在了地下。她因此固执认为：“命是班主任给的。”

　　那一天，刘阳失去了父亲。

　　他的父母都在市场卖肉。那天肉卖得快，母亲决定守在市场，等卖完了回家种玉米；父亲则去街上找朋友唠嗑。地震之后，他们再未见到父亲。

　　他对父亲最后的记忆，是他前一周在宿舍打牌，被生活老师逮个正着，周六学校通告家长，父亲发了很大的火。那晚，他哭到睡着，朦胧中感到父亲给自己盖了被子，次日醒来，发现了床头的50元钱。

　　2015年，陆春桥第一次跟同学们提，想拍关于这个班的纪录片。有人第一反应是开玩笑说“瞎吧吧（北川话，意为乱说的吧）”。陆春桥从2015年说到2016年，又从2016年说到2017年,当回事的人越来越多。每当陆春桥提出些请求，总有人回应并帮助解决。

　　有人期待地说：“想一想，其实这是我们人生中特别重要的十年。”

　　另一方面，他们觉得“春桥是自己人”，因此“不会怕被再次当作特殊人群对待”。

　　“为什么当年很多人选择继续在北川，而不是去绵阳或者成都读书？因为在北川中学，你不会觉得自己是特殊的。”陆春桥说，她记得一个同学告诉她，北川中学“庇护”了他3年。

　　刘阳在外打工时，有人知道他来自北川，就问他家庭情况。他不想多解释，索性低头撒谎：“家里都好”。

　　黄金城记得大学时，每到特定纪念日，知道他籍贯的人都会问他“回不回去”。有时难免厌烦——真正的纪念并非一定要在那个日子，可也只能在口头应付一句“应该吧”。

　　“选择如何纪念是我们的事。”母书凡在高一那年用这句话拒绝了一位记者。

　　一位婚纱店老板那年提出帮忙补拍毕业照，同学们于是在长虹培训中心前站定，捧着班主任何海平的相框拍了一张。这个镜头被一位记者捕捉到了。记者先是建议大家再写一些纸条，后又建议，再多一个跑过来的动作。母书凡觉得“太假了”。

　　刘阳记得，2016年聚会那一天，很多人久久不愿离开。最后AA制吃饭，有人喝醉了。

　　同去的韩轶记录下很多人从未吐露的细节——有位男生回忆，由于震后通讯中断，他多日未见父母，在安置灾民的体育馆见到父母的那一刻，父亲手里拿着麻袋，赶紧悄悄地藏到身后。那个细节令他很长时间难以释怀，“难道他们认为我已经不在了？”

　　也有人说起这么多年的愧疚感，“感觉是从那些死去的同学身上，偷来的好运气”，看见那些丧子的父母时只想躲开，因为觉得自己的存在对他们是最大的打击。

　　“即使没有地震，其他经历也会对成长带来影响”

　　陆春桥选择了连她在内的3位作为纪录片的主线人物。但实际上真正的初三（四）班加上之前辍学的，近50人。

　　拍摄之前，她几乎全都访遍。

　　她发现，地震对很多人选择工作在潜意识里是有影响的。比如从事工程、建筑行业的特别多。

　　刘阳自诩不是读书的料。为了父亲的遗愿，他撑到高中毕业，就去拜师学开挖掘机。他觉得这正是灾区重建需要的技术。

　　十年里，他印象最深的是两次教训。刚学2、3个月时，以为可以出师挣钱了，可在山上修路时，差点把挖掘机开下山崖，连人带车挂在半山腰，幸好被同事捡回一条命；去年，一次帮朋友干活，挖掘机没油，一位工人站在铲斗里，由他升高动臂，准备加油，可机器突然抖动，铲斗里的工人从3米多高跌落，好在仅是软组织挫伤，康复花费4000多元，由朋友承担了。

　　两件事让他体悟：没有真正简单的事，干好哪一行都不容易。

　　父亲在世时，他从未为钱担心，甚至去北川中学都是父亲交了“择校费”。而若不是父亲为他交钱，他本应上的那所县中，整个学校震后只剩一根旗杆。

　　“假如没有地震，我或许觉得人生就是用着父母的钱，靠父母的安排找工作。可是地震后，人生就该自己负责，自己选的路，跪着也要走完。”刘阳说。

　　刘文静读大学时去成都学了工程造价方面专业。她毕业后先在建筑公司工作，在几个工地连轴转，整个大办公室“就我一个妹子”。资料到她这关总是最难通过，因为她会为一个不全的数据加班加点。有人嫌她顶真，但最后都拗不过这个来自北川的妹子。

　　母书凡大学学的是工程制图，但毕业后没去建筑公司，而是去了长虹集团。不少北川人对“长虹”有特殊感情。长虹集团在灾区重建中出了不少力；北川中学也是在长虹培训中心复课2年，才搬回新校园的。母书凡回到这里，就好像回到了“来时的路”。

　　现在他做销售工作，却常常感到自己“不是合格的销售”。攒钱来买东西的农民一砍价，他就不忍心地要松口。

　　班里也有人去北京走上学术道路，做了灾难心理方面的研究。大多数人都在省内发展，在北上广的不超过5人。

　　“这只是不同人的不同选择。”陆春桥耸了耸肩，“我们这一代，早就没有‘一定要去大城市才叫成功’这种观念了。”

　　“我们的选择和大多数普通的90后没有什么区别。”母书凡说，“即使没有地震这件事，其他的经历，也会对成长带来影响。地震，只是大大小小因素中的一项。”

　　“幸运”

　　纪录片需要等。

　　去年12月，陆春桥拍完大部分内容，就等着拍摄今年2月的一场婚礼，中间有2个月都空着。“那时候心里特别焦虑。浑身有劲没处使，没有耐心；诱惑也多，身边谁谁谁又赚了多少钱。90后不是怕做事，是特别需要存在感。”

　　最焦虑的时候，她一度不想碰任何有关地震的东西。可是如果不做完，翻不过去。于是又回到原点——“我为什么要拍这个片子？”

　　等待是值得的。

　　她要拍摄的是一位在震后性格完全改变的女孩。初中班里，这个女孩文静、默默无闻，聚会那一天，她讲笑话，活络，特别放得开。

　　陆春桥好奇她的转变，之后在跟拍中慢慢找到原因——女孩在父亲去世后，希望能通过表现得幽默来掩饰内心悲伤，久而久之，幽默自然融合到性格里，好似父亲给她的礼物。

　　那场婚礼前，她对陆春桥说：“我结婚了，才开始理解我妈。我找到了一个对的人，感受到爱情的美好，才能设身处地去想失去爱人的感觉……2008年之后的那个春节，我妈在河边失声痛哭，那是她失去的爱情。”

　　那一刻，镜头后面的陆春桥再一次找到了拍摄的意义。

　　“我们每一代好像都在重复上一代人的轨迹。有时候我们觉得爸妈什么都不懂，其实他们什么都懂。”陆春桥说。

　　“14、15岁的年纪最叛逆，而地震恰恰给了我们一个契机，让我们可以和父母归零相处。”陆春桥观察到，大部分同学和父母关系变得更好，更易表达爱。有的同学，曾经觉得每周末回家都麻烦，如今从不间断。

　　一位男生，高考时拼了命要考到省外，要远离北川，可工作时最终还是选择了回到北川，因为“陪伴家人是最重要的”。

　　另一个观察是，“幸运”被更多地总结出来，甚至一些普通人习以为常的小事也会被归结为“幸运”。

　　那位新婚的女生说，“很感谢老天还给我留了一个妈”，而对父亲的缺位，她只是遗憾，遗憾父亲没有见证她美好的成长过程。

　　母书凡也总是说自己幸运。他历数打工经历，说“碰到的好人特别多”。仅仅有人提出上班路上带他一程、让他每天可以多睡半小时，就足以令他满足。

　　“大概是因为经历过地震的我们特别懂得珍惜吧。”他说。

　　而陆春桥感到幸运的是，“不拍这部纪录片，就不会对灾难思考到这个程度”，也不会发现“我爸原来是爱我妈的”。

　　韩轶说起她单独采访陆春桥父母时获得的一个细节。那是陆春桥多年来都不知道的一幕。

　　震后，春桥父母在老家，房子塌了，路也不通。他们不知在县城的女儿到底是生是死，于是加入邻居去县城寻找儿女的队伍。翻越一座山后，父亲因病难以维续。母亲接过包准备与其他父母先走。

　　父亲反复纠结，不知道是该同意还是阻拦：一方面他已得知北川中学震情严重，暗自担心女儿已不在；另一方面又担心妻子在路上遭遇余震，就算顺利走到县城，一旦发现女儿不在，又将悲痛欲绝。

　　最终，他还是同意了妻子的选择。

　　他告诉韩轶的是，他躲在厕所哭了。而一位路过农民当时看见的是，一个大男人，坐在路边，号啕大哭。

　　那一刻，他以为自己将失去两个人。对妻，对女，都是深爱。王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