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新伦， 1985年毕业于安徽师范大学美术系，中国画专业。同年分配在安徽淮北煤炭师范学院美术系任教，1996年2月调入福建厦门集美大学艺术教育学院美术系，1997年在中国美院国画系进修学习，1998年考入中国美院中国人物画研究生课程班，2000年结业;2004年在中央美术学院国画系访学。2010-2012年在中国国家画院冯远工作室做访问学者。现为集美大学美术学院院长、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福建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福建省美协中国人物画艺术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厦门市美术家协会主席，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高研班导师，厦门大学艺术学院硕士生导师，集美大学美术学院硕士生导师。

    画家王新伦的画作《万丈高楼平地起》《父老乡亲》 《铁路修到我家乡》《瑶乡春色》《瑶山脊梁》等虽然反映的是中国当代社会底层芸芸众生的生存状态，但却不乏雄浑大气，颇具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在世界艺术发展史上，社会底层芸芸众生似乎和崇高很少搭界。而王新伦在创作中国人物画时却没有囿于这种既有的美学传统，而是在着力开掘中国当代社会底层芸芸众生积极进取的生存状态时自觉地追求雄浑而大气的画风，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艺术成就。

    在中国当代社会转型时期，王新伦力图改变当代画坛流行已久的那种纤细而唯美的画风，不但密切关注中国当代社会底层芸芸众生的生存状态，而且着力开掘他们积极进取的生存状态。中国当代社会底层这些芸芸众生强烈渴望与外面世界的交流，强烈要求丰富和扩展自己的活动世界。这些小人物绝不懦弱保守，固步自封，而是勇敢地迎接外面世界的变化，甚至主动寻找与外面世界的和谐联系。因而，这些中国当代社会底层芸芸众生这种难以遏制的强烈冲动在很大程度上折射了中国当代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其实，他们就创造着中国当代历史。在画作《万丈高楼平地起》中，那些勤劳善良的中国建筑工人虽然较少享受中国当代社会现代化的成果，但他们却仍然无怨无悔地劳动着创造着。甚至有些建筑工人尽管不属于现代城市，但却仍以他们的汗水和热血，以他们青春的肩膀，抬升了城市的高度，成就了城市的伟岸。从他们满面春风的笑脸上，从他们坚实的步伐中不难看到，中国当代社会的美好未来。这些推动中国当代历史前进的建筑工人可以说是中国当代社会当之无愧的脊梁。在画作《父老乡亲》中，那些父老乡亲虽有迷惘，但神情却是坚毅的，正如米开朗基罗所雕刻的被绑的奴隶虽然被绑，但却是不屈服的。那些凝视远方的父老乡亲没有自怨自艾，而是蕴蓄着力量，准备远行。在画作《铁路修到我家乡》中，中国少数民族同胞在打开自己的世界时没有惊慌和恐惧，而是兴奋和喜悦的。他们真切地感受到中国当代社会的进步是和自己的发展密切相关的。他们不但在中国当代社会这种发展中感受到切实的进步，而且看到了自己的光明未来，那种喜悦是情不自禁的，由衷的。在画作《瑶乡春色》《瑶山脊梁》和组画《赶墟》中，王新伦既充分表现了中国当代社会乡村人的生活变化，也充分展现了他们崭新的精神风貌。乡村人赶墟可以说是乡村人难得的自由的社会活动。尤其是这种主动出去与外界的交流，既有货物商品的交易，也有思想感情的交流。可以说，他们各方面都在这种交流中都得到了极大的充实和升华。从描写身边的工人和父老乡亲到关注中国当代社会边缘的基层民众中可以看出，王新伦在勇立历史潮头时没有只看到极少数人的沉浮和变化，而是密切关注中国当代社会底层的边缘的绝大多数人的发展和幸福，艺术境界愈来愈开阔。

    在中国艺术发展史上，中国画在文人手里往往不过是把玩和养性的寄兴之物。在文人的娱情遣兴中，有些中国画是文气有余而强悍不足。王新伦没有随波逐流，而是力图改变这种文气有余而强悍不足的中国画传统。这就是王新伦在艺术创作中不但极力在中国当代社会的进步中捕捉中国当代社会底层民众的微妙变化，而且努力增强画面视觉冲击力量。在人物选择上，王新伦以刻画中国当代社会底层民众甚至少数民族群众为主。这些社会底层芸芸众生虽然肩负生活的沉重负担，但较少保守懦弱这些痼疾，大多性格率直单纯，形象强悍生动。在表现方法上，王新伦追求单纯明朗，放弃繁复变化，以粗犷的线条增强画面的厚重感和苍润效果。王新伦还大胆吸收西方油画的一些表现方法，强化一些中国画线条的表现力，增强造型的塑造力。这就是说，王新伦找到了一些属于自己的表现手法。的确，中国画在线条上比较圆润飘逸，甚至有些柔靡妩媚。在中国画中，有些崇山峻岭虽然巍峨挺拔，气势恢宏，但与人类仍然是和谐的融洽的。而在西方绘画中，那些崇高的对象包含着恐惧的东西。这无疑能够令人产生敬畏之感。而人如果没有这种敬畏之心，就难以产生悲剧的忧患意识和超越意识。王新伦在吸收西方油画的一些表现方法时没有汰除那些斧凿痕迹，而是着力刻画了中国当代社会底层芸芸众生渴望发展的强烈冲动，画面雄浑而大气。

    这种雄浑而大气的画风在审美内涵上包括两个层面：一是突出中华民族在当代文化创造上的文化自觉，二是强调中华民族的当代历史创造。中国当代社会的发展已由模仿和学习阶段逐渐转向自主创造和创新阶段。在这种历史发展阶段，中华民族在精神上必须有所准备。在中华民族历史上，涌现出了不少英雄人物，既有开疆拓土的英雄，也有保家卫国的英雄。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中华民族不仅需要岳飞、文天祥这样保家卫国的英雄，更需要卫青、霍去病、薛仁贵这样开疆拓土的民族英雄激励民族奋发图强，开拓创新。这是中华民族实现现代化应有的精神准备。王新伦在中国画创作中没有挖掘中国当代社会基层民众的一些保守自私、固步自封的弊端，而是着力展现了这些基层民众主动地与外面世界交流的敞亮心胸。这就是王新伦在艺术创作上不是极力挖掘一些社会底层小人物阴暗而悲苦的心理，而是着力表现那些基层民众创造美好生活的渴望和希冀。尤其是王新伦在艺术创作上不是专注个体的描绘，而是注重群体的表现，这就有力地表现了中国当代社会基层民众创造历史的宏伟力量。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文艺界出现了“表现自我”的思潮; 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文艺界出现了“躲避崇高”的思潮。这些文艺思潮推动中国当代文艺逐步从对人类社会生活的关注转向对自我内心体验的感受，从对“大我”的表现转向对“小我”的揭秘。有些文艺创作在这种蜕变中甚至堕落为自娱自乐的游戏，完全丧失了社会担当。王新伦执著于表现创造历史的中国当代社会基层民众无疑是对“表现自我”和“躲避崇高”这些偏狭的文艺思潮的反拨。

    在王新伦的画作中，这些创造中国当代历史的社会底层小人物绝不只是时代的符号或阶层的代表，而是个性鲜明和内心丰富的真实生命存在。这些社会底层小人物在中国当代社会的进步中没有丝毫的自得和自满，而是渴望交流和发展。人类只有追求完美，才有激情，才能超越有限，才有创造的活力和动力。如果人类随遇而安，那么，人类永远难有进步和发展。但是，人类对完美的追求不是一挥而就的，而是逐步实现的。这样，人类不会陷入亚瑟•叔本华所说的“人从来就是痛苦的”即在苦痛与厌倦之间循环往复，而是在每一步的进步中都能感受到快乐和充实。中国当代社会底层芸芸众生虽然没有改天换地的伟力，但却有水滴石穿的威力，并以滴水丰富和扩张着人类历史的海洋。王新伦在深入生活中时时都被这种中国当代社会底层小人物的积极生存状态所感动，他们既不稍成即安，也非永不餍足，而是在不断进步中充实自己并享受生活的快乐。这种中华民族的当代历史创造不仅是民族的，而且是世界的。而那些将中国当代文化当做一个封闭自足体并陶醉其中的人无疑是井底之蛙，必将为人类文明发展所抛弃。

    在世界当代文化发展的格局中，如果一个民族的文化要在世界文化中占有一席之地，就必须对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自己独特的贡献。这就是说，越是对世界文明发展做出独特贡献的民族文化，越是世界的。这是中华民族的历史创造不可或缺的文化自觉。人类文明发展历史是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文化互相交流、互相吸收、互相促进的历史。也就是说，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文化，并不是孤立地前行和发展，也不是与其他民族、国家、地区的文化平行地行驶;恰恰相反，他们总是经历着一个互相交流、互相吸纳的你中有我和我中有你、异中有同和同中有异的发展过程。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那种敢化其他民族的腐朽为本民族的神奇的现象也是屡见不鲜的。因此，一个伟大民族真正的文化自觉就是强调在人类文明发展的格局中把握本民族文化的发展方向，不仅在积极融入人类文明中克服本民族文化发展的局限，而且大力推动本民族文化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独特的贡献。王新伦在艺术创作中追求雄浑而大气的画风，不仅表现出这种高度的文化自觉，而且适应了中国当代文化自主的创造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