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全国“两会”上，“临时夫妻”这一新鲜名词被全国人大代表刘丽提了出来。记者历时一个多月走访外来务工人员聚集地，还原“临时夫妻”这一群体的生活状态：起初只想找人说说话，后来慢慢就在一起；怕被发现不敢同居，有时间就去小旅馆；住一起谈不上感情，一起搭伙过日子罢了。 （5月13日《现代金报》）

“临时夫妻”，这个饱含心酸与无奈的代名词，已然成了当下农民工在城市生存的真实写照。夫妻角色的空缺，远离故乡的思念之痛，饱受寂寞与压抑之苦，这些元素，或许都可以解释这一乱象得以产生的现实之因。然而，悲情的现实却并不能为这一违法的乱象写下“免责”的注脚，我国《婚姻法》明确规定：禁止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从这点来看，“临时夫妻”已挑战了现代法理精神，涉嫌违法。

而从传统道德上看，“临时夫妻”的产生，也是对道德底线的一次公然践踏，数千年建立起来的家庭伦理观念在这一刻轰然倒下。只是需要反思的是，为什么现代法制理念和传统伦理道德会在现实面前显得这么苍白无力，“临时夫妻”所折射出来的农民工进城之痛，又与现实之因有着怎样的关联？

在广大农村，由于老人、孩子的“困扰”，夫妻二人不太可能同时进城，由此造成夫妻异地分居。“临时夫妻”的产生，它植根于进城男女的生理需要，却又从更深层次外化了城乡距离的现实短板。一方面，城市需要外来务工者；另一方面，城市却不为这些务工者创造夫妻进城的条件，使得“临时夫妻”在窘迫的现实中，逐渐被大多数人认可并接受。

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假若这种乱象不能得到有效遏制，那么，“临时夫妻”伤害的不仅是一个个和睦的家庭，更会让城市文明与乡村文明在发展的背景下，蒙羞受辱，这不应是现代社会的应有之态。

要终结“临时夫妻”现象，法律宣传、道德指引当然是重要手段，但更关键的还在于消除“临时夫妻”滋生的现实土壤。具体来讲，就要求我们的城市，通过制度上的改进、体制上的完善，来接纳外来务工者。比如在社会保障、孩子入学、城市福利上多向农民工倾斜；在休假制度上，多考虑异地分居者的生理和心理需要；在户籍藩篱上，少一点刚性的限制，多一点柔性的关怀。只有这些得以落实，“临时夫妻”才不会成为这个社会永久的伤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