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8日，德国《斯图加特报》刊登该报记者对史明德大使的专访，史大使在专访中就中国发展、中德及中欧关系发表了看法。《斯图加特报》是德国南部最大的地方性日报之一，发行量约20万份。专访内容如下：
编者按：现年58岁的史明德大使去年8月出任中国驻德国大使。他在德国生活近25年，能说一口地道的德语。
《斯图加特报》：如果将中德作比较，你认为哪种体制更有生命力？
史大使：世界上没有哪种体制十全十美，任何体制都有长有短。欧债危机表明，欧洲的体制也不完美。不管什么体制，都需要根据形势进行改革。中国的体制也是如此。1949年建立新中国后，我们曾学习前苏联模式，但很快发现这种模式并不适合中国。市场经济曾被视为资本主义的象征。邓小平表示，市场经济也是人类文明的成果，于是我们将其吸收到中国体制之中。在德国体制中，实现个人价值成为一切社会活动的中心。在中国体制中，个人也有自由发展的空间，但必须在社会集体框架之内。
《斯图加特报》：中德多年来一直保持法治国家对话。不少德国人认为对话缺乏实质成果。你认为对话是否有成果？
史大使：一部分德国人持有这样的看法，主要是因为他们拿错误的标准来衡量中国。中国承认人权的普遍性，积极致力于保护人权，但如何在中国实现人权，还要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实际上，中国在人权方面已取得很大进步。比如我们成功帮助2.5亿人脱贫，这也是对人权的重要贡献。
《斯图加特报》：中国政府对“异见人士”或外国记者采用强硬措施，这是否表明中国政府在民主问题上难以更进一步？
史大使：我不赞成将一些普通案件政治化或情绪化。在中国，任何人违反法律，不管他是僧侣还是作家，都必须承担法律责任。而且他们是否违法，要根据我们中国的法律来判断，而不是你们德国的法律。个人的自由不能影响整个社会的利益。
《斯图加特报》：您提到了贫困人口下降，这得益于中国经济长期保持强劲增长。但考虑到环境污染、农村人口流向城市、收入差距扩大等因素，中国经济增长是否已经到头了？
史大使：布莱希特曾说过，先要吃饱，才能讲道德。我们已解决温饱问题，但尚未完全消除贫困，仍有1.2亿中国人生活在每天1美元的贫困线下，这对政府来说是个巨大挑战。与此同时，许多中国人的生活已达到小康水平，他们的各种需求都在上升，我们也要不断满足他们日益增长的需求。
《斯图加特报》：那中国在道德方面有什么进展吗？
史大使：我们希望通过加强中国社会建设，使环境污染减少，对出口的依赖降低，贪污腐败也越来越少。我们努力使越来越多的公民以不同方式参与国家决策。现在中国各级政府作出重要决定前，都会举行听证会，比如日前北京出租车调价。中国有60万个行政村，全部实行了村委会主任直选。网络在中国日益重要，也有助于民众参政议政。政府也非常重视网络，许多腐败案件都是通过网络揭发出来的。
《斯图加特报》：提到网络，斯诺登事件使全世界都知道美国也有网络间谍并攻击中国电脑。对此你表示担忧还是满意？
史大使：网络安全是一个全球话题。国际社会应本着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原则，开展建设性的对话与合作。中国是遭受网络攻击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中方坚决维护网络安全，反对一切形式的黑客攻击，也反对在这一问题上采取双重标准。
《斯图加特报》：习近平主席表示将加大反腐力度。中国多年来一直表示要反腐。中国新一届领导人是下决心要反腐吗？
史大使：腐败问题关系到中国共产党的生死存亡。我们将坚决打击腐败。中国新一届领导人明确表示，中国共产党也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并制订了八项规定，包括严禁公款吃喝、超标准住宿等。习近平主席在农村考察时发挥了表率作用。八项规定出台以来，不少官员因违反规定受到了应有处罚。
《斯图加特报》：其他国家认为，中国不断追求高增长，以倾销方式占领国际市场，比如在光伏领域。
史大使：我不能接受这种说法。我们要看事实。欧洲人不能要求中国的工资水平提升到与欧洲的一样高。目前法国要求德国提高工资，德国人也认为不合理。中国人工作时间比欧洲人长，享受的假期少，所以我们的劳动成本低，这就是事实。
《斯图加特报》：但这也改变不了中国政府对产品实施补贴，大力扶持企业出口。
史大使：我了解的事实是，欧洲对光伏企业给予了大量补贴。另外我们也要考虑到整个光伏产业链，中国90%的光伏产品生产设备、85%的晶硅原料都是从德国进口的。
《斯图加特报》：尽管如此，中国正准备与欧洲进行补贴贸易战。
史大使：中欧贸易争端并非中国挑起的。我们寻求与欧洲进行对话，但在对话还在进行期间，欧委会做出征收反倾销税的决定。这不是与伙伴打交道的正确办法。我们被迫采取了反制措施，从中你也可以看到，我们的做法是有针对性的。我们不愿看到贸易争端继续升级。欧委会必须认识到，贸易保护主义将损害全球经济。
《斯图加特报》：中国已是世界出口冠军。但中国的汽车何时能够行驶在德国马路上？
史大使：在德国帮助下，中国汽车工业快速发展，但与德国水平相比还有很大距离。在电动汽车领域，中德进行了密切合作。中国的电池水平全球领先，而德国的汽车制造驰名世界。中国在电动公交车领域已取得重要突破，我们正在25个城市试运行电动公交车，这些电动公交车晚上充足电之后，白天能行驶150公里。
《斯图加特报》：关于中国我们已谈了很多，现在让我们将目光投向欧洲。你认为欧盟的前景如何？
史大使：我们支持欧盟和强大的欧元。我们希望欧盟尽快走出危机，为此我们购买了部分危机国家的国债。我们希望欧元强大，是因为不愿意某一种货币在世界长期占据主导地位。但欧洲何时能够走出危机并不取决于中国，而是取决于欧洲人自己。欧洲在内部协调方面存在很大困难。如果中国想与欧盟发表联合公报，欧盟27个成员国就某个表述达成一致意见往往需要几个星期的时间。
《斯图加特报》：听你的意思，欧盟模式不适用于亚洲。
史大使：欧洲一体化是一个历史进程。亚洲的情况则完全不同。中国已与东盟签署了自贸协定，正与日韩开展有关合作。欧洲经过50年才达成现在的一体化水平，亚洲需要的时间会更长。
《斯图加特报》：欧洲，特别是美国和日本，试图通过宽松的货币政策解决他们的问题。这种战略是否正确？
史大使：中方已就此公开表明了态度。毫无节制的的货币宽松政策绝不是正确的道路，长期看将带来更多问题。中国致力于平衡的财政政策。
《斯图加特报》：但中国的这种政策却被无数的“影子银行”破坏了。
史大使：所以我们将进行金融体制改革，使国有银行向中小企业发放更多贷款。我们也将大力打击“影子银行”，为私人银行创造更多空间。
《斯图加特报》：中国是否正从经济大国迈向政治大国，并更多地参与国际事务？
史大使：我们看到，新兴国家的作用日益上升。中国是新兴和发展中国家的一员，并加强与各国协调立场。在G20范围内，发达国家开始与新兴国家协调立场，这是一个积极的发展趋势。中国的外交政策十分开放，愿与所有伙伴加强合作。
《斯图加特报》：中国是否愿意在国际上承担领导责任？
史大使：我们不赞成什么领导责任或“领导伙伴关系”。我们主张各国进行平等对话，寻求利益交汇点。中国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但国际社会也不要对中国提出过高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