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驻英国记者 黄培昭 本报驻比利时记者 刘栋 张杰
1月7日,德国总理默克尔访问英国,在伦敦与英国首相卡梅伦举行会晤。英德关系、英国计划限制欧盟移民人数,以及欧盟的未来前景,尤其是英国下一步在欧盟问题上何去何从,是两国领导人会谈的重点。此前,卡梅伦表示,可能将原定2017年的英国是否退出欧盟的全民公投提前举行。一时间,英国是否脱离欧盟,成为舆论关注焦点。
战略考虑——
千方百计维护欧盟框架内切身利益
1月7日出版的英国《泰晤士报》评论说:“卡梅伦与默克尔两人步履蹒跚的沙龙探戈,已经成为欧洲外交舞台上最令人尴尬的景观。”而尴尬的表现和原因,主要就是双方在欧盟移民问题上的对立立场,以及相互之间的利益之争。英国争取自己国家的利益,竭力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德国则尽力维护欧盟作为一个整体的利益。
有分析认为,卡梅伦提出提前就英国是否退出欧盟进行全民公投,是因为受到国内疑欧派人士的压力,旨在让英国政府从欧盟手中收回部分权利,尤其是在移民方面。此外,还有应对即将到来的大选考虑。
眼下距5月份的大选已时日不多,卡梅伦所领导的保守党与工党之间的支持率显现“胶着”状态,而卡梅伦推行的与欧盟关系在内的政治、外交政策,又频频受到工党以及竭力主张脱离欧盟的独立党的指责。同时,在保守党内部,要求英国脱离欧盟的呼声日益高涨。卡梅伦此时就欧盟问题发声,意在稳定队伍,拉取选票,赢得大选。
千方百计在欧盟框架内维护英国的切身利益,是卡梅伦政府的战略考虑,也是卡梅伦此时放风提早公投的用意。以欧洲移民问题为例。根据欧盟人员自由流动的规定,欧盟成员国的公民有权利选择在任意一个欧盟国家工作和生活。英国官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14年度英国净移民总数增长幅度超过38%,达到24.3万人,其中2/3来自欧洲大陆。
不断增加的移民给英国政府带来了沉重的压力和挑战。英国政府认为,英国对欧洲范围内自由流动的劳工吸纳能力有限,不可能承受庞大的移民数量,更无法向这些移民提供工作和社会福利等待遇。而这一做法,与欧盟有关人员“流动自由”的政策相左。
利益冲突——
折射英国根深蒂固的传统思维
英国加入欧盟已经40多年,并借助欧盟这个在国际事务中举足轻重的平台,获得了较大的政治、外交和经济利益,但在英国内部,疑欧、脱欧的声音也存在多年。现在,卡梅伦依然在是否脱欧的问题上左右为难,反映出英国根深蒂固的传统思维。有分析指出,欧盟犹如一辆快速奔驰的列车,其越来越快的速度已经使英国无法适应。
一些英国民众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脱离欧盟,英国也会受损,同时,这一举动与全球化、欧洲一体化、相互融合的时代潮流背道而驰,一些与欧盟业务联系紧密的企业员工尤其反对与欧盟断绝关系。
有媒体分析,英国的整体考量,是在确保并尽可能多地获取利益的基础上留在欧盟;但如果欧盟的规则对英国过于严苛,或者通过抬高筹码依然无法使自身利益“最大化”,则有可能真的考虑退出欧盟。现在断言英国最终会如何,尚为时过早。
目前,欧盟没有对卡梅伦的言论做出回应。但欧盟委员会近日表示,此前卡梅伦提出的作为英国留在欧盟内谈判筹码的移民改革计划将不会获得通过,因为这一改革不符合欧盟关于人员自由流动的根本原则。新任欧委会主席容克也强调,只有加强欧盟的作用,欧洲才能有出路。
面临挑战——
实现可持续和有包容性的经济复苏
事实上,英国在面对欧盟其他成员国移民问题上进退两难的态度,也反映出了近年来欧盟一体化进程中所遇到的困境。荷兰海牙战略研究中心主任罗伯特·魏吉克认为,英国和欧盟之间紧张的关系,凸显欧盟成员国在整合过程中面临的矛盾。
去年正逢欧盟东扩10周年,欧盟成员国增加至28个,其中新增加的成员国绝大多数来自经济较为落后的东欧地区。这些新成员国给欧盟带来市场、人口和资源的同时,也在大幅消耗着经济较发达成员国的经济存量。尤其是近年由于欧洲经济危机的影响,这些因素都使欧盟各成员国内的“疑欧派”力量不同程度地增长,质疑欧盟一体化进程对本国经济造成负面影响。
去年5月举行的欧洲议会选举或许是一个最好的例证,在欧盟重要成员国法国、英国、意大利以及丹麦、芬兰、希腊等国,疑欧派的支持率大幅上升,而这些国家疑欧派的一个共同诉求即是寻求脱离欧盟。
魏吉克认为,其实无论是英国还是欧盟,其面临的长期挑战都是相似的,即实现可持续和有包容性的经济复苏,而要实现这样的目标,需要欧盟各国在统一市场、协调一致的产业政策以及金融监管等各方面的努力,这样才能提升欧盟的整体竞争力。
“英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目前仅占全世界的3%,并且还在下降中,如果英国想要维持其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它最好的选择就是继续和欧盟伙伴们合作。”魏吉克表示。欧盟需要改革,也需要英国,但相比之下,英国更需要欧盟。
(本报伦敦、布鲁塞尔1月7日电)
点评
丁纯(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英国素来有“疑欧”的情愫,长期“光荣孤立”的岛国情怀,“疑欧”的历史传统以及和欧洲大陆经济发展模式相异的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的差异等使其长期若即若离。
然而,这种情愫更多的是出于现实的经济利益的考量,例如对“不公正”欧盟预算摊派问题存有不满;不愿让其傲视欧洲的金融业受到欧盟的约束而失却大量盈利机会;恐惧大量涌入的来自其他成员国的“福利移民”;不安于欧盟在经货联盟、司法和内务领域主权不断向布鲁塞尔集中的倾向等。此外,出于英国国内选举和与工党、独立党党争的需要,也作为与欧盟和德法讨价还价的计谋,当政的卡梅伦保守党政府需要不断祭出“公投牌”。
环顾欧洲,不仅英国,甚至连作为一体化轴心的德国和法国,排外、疑欧的政党和思潮也均有明显抬头,究其原因:首先,一体化扩大进程太快导致消化不良,内部深化踯躅不前。其次,欧债危机使欧盟和欧元区财政、货币政策分离等治理机制上的缺陷以及成员国经济结构、劳动生产率的巨大差异暴露无遗,造成了应对拖延,核心和外围国家围绕“紧缩”和“刺激”政策纷争不断,复苏乏力,经济陷入通缩。再则,危机恶化了各国民众,尤其是中产阶层的境遇,令欧洲认同感下降,使得政治精英和普罗大众围绕“欧洲一体化”的认知差距扩大。
《 人民日报 》( 2015年01月08日 21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