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之春”引发的西亚北非地区的持续动荡，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巴西、泰国等国的街头政治运动，欧洲议会选举中极右翼政治势力的异军突起，都显示出民粹主义不容小觑的影响力。民粹主义思潮及其引发的社会运动对有效治理构成挑战
王义桅（中国人民大学欧盟研究中心主任、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闫润鱼（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韩冬临（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教授）
赵 晨（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副研究员）
产生及原因
源于19世纪中晚期，同工业化、城市化和全球化进程息息相关，在其中扮演反对者的角色。有研究认为，社会不平等和教育落后是滋生土壤
闫润鱼：关于民粹主义，目前还没有被广为接受的权威定义。但总的来说，民粹主义强调惟“民”是从，即万事皆以顺从民意为依归，突出“平民大众”与“精英”的对立。依据精英主义的理论，大众与精英之间，总处于对抗的状态，以大众对抗精英为特征的“民粹”思想和行动，在任何历史时期都可能出现。不过，现代意义上民粹主义的兴起，是在人类社会发展步入快车道之后的19世纪后半期。这时，在俄国、美国西南部、东欧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几乎同时兴起了一股要求改变现状的民粹主义思潮。
赵晨：民粹主义的产生与发展同工业化、城市化和全球化进程息息相关，并在其中扮演反对者的角色。
民粹派中的“人民”代表的是农民和农场主。俄国民粹派认为农村中的“村社”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基础，主张发动农民反对沙皇专制制度和地主统治，跳过资本主义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美国这一时期也在南部和西部农业地区出现美钞党、亨利·佐治的“土地单一税”、脩义·龙领导的“分享财富”等民粹激进运动，这些民粹主义思潮主要反映的是美国乡村中独立农场主对大银行、大土地投机商和铁路公司的反抗。20世纪30至60年代，巴西和阿根廷等拉美国家一些政府被西方称为“民粹主义政权”，原因是瓦加斯、庇隆等军人背景的政治领导人依靠城市化过程中被政治边缘化的城市下层民众上台，修改宪法长期执政，在执政期间实行国有化经济政策，反对欧美公司对拉美的经济殖民和盘剥。
韩冬临：在全球范围内，19世纪俄美的民粹主义通常被称为第一代民粹主义，20世纪中期，在西亚、北非以及拉丁美洲建立了一系列民粹主义政权，其中尤在拉丁美洲最为兴盛，被视为第二代民粹主义复兴的象征。上世纪80年代以来，民粹主义在欧洲和北美发展，体现在民粹主义政党的壮大和各种民粹主义运动的爆发。相较而言，民粹主义的魅力型领袖在拉美、西亚和北非取得国家政权，将民粹主义理论变成了现实政治；而北美和西欧的民粹主义虽然有公众的支持，并没有获得国家政权。
有研究认为，社会不平等和教育落后是滋生民粹主义的土壤。拉美地区的不平等始于历史上以大庄园为基础的土地所有制度，随后是现实生活中巨大的收入差距。相比西欧和北美，拉美、西亚和北非的教育显得极为落后。20世纪早期，美国的识字率约为90%；而民粹主义兴盛的拉美地区普遍识字率低下。同期阿根廷的识字率只有52%，玻利维亚仅为17%，哥伦比亚是32%，古巴是41%，墨西哥是22%。来自拉美的社会调查数据显示，民粹主义情绪在低教育水平和贫困人群中有更多的支持者。落后的教育使公众缺乏政治素质，从而更加期盼魅力型的领袖出现，也更加容易相信民粹主义。
内涵和特征
反对代议制民主，要求结果均等而非机会均等，在政治不稳定的国家和地区，不时采取违反宪法的激进手段，缺乏定型的执政纲领
王义桅：民粹主义没有特定的思想内涵和政治特征，基本上可以与任何意识形态结合。在政治类别上，既可被归类为右派，也可归为左派，但多数民粹主义领袖通常自称为左派或中间派。
民粹主义在不同国家、不同历史阶段有不同表现形式。民粹主义常常打出“人民”的旗号，否定精英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反对间接民主基础上的代议制民主，要求普通民众直接参与政治决策过程，要求实现财富均等。民粹主义注重的不是起点平等即机会均等，而是结果均等，因此不惜以无偿没收等暴力手段实现均富目标；视革命至高无上，认为“群众运动是天然合理的”，鼓吹革命高于法律，高于程序，特别崇拜那些从底层崛起的道德型、魅力型领袖，激进的甚至诉诸暴力。
赵晨：民粹主义是一种复杂的政治思潮，其核心特征有三点：第一，片面主张人民性，反对精英政治，认为政府、政客都不道德，而且现有政治体系效率低下，背离人民的意志和利益，自己才是民众唯一的真正代表。但是民粹主义政党代表的“人民”却只是人民中的一部分，有的民粹主义带有种族主义、大民族主义倾向或反犹色彩，如欧洲的极右民粹政党歧视来自中东北非的黑人和穆斯林移民，要求驱逐罗姆人等少数民族；美国茶党的民粹主义者质疑左翼自由主义者和美国有色人种联合起来压迫美国内陆地区的白人。
第二，民粹主义在政治上缺乏宽容精神，在政治不稳定的国家和地区，不时采取违反宪法的激进手段，煽动民众进行街头抗议，甚至以暴力推翻现政权。
第三，民粹主义政党是典型的“异见党”，缺乏定型的执政纲领，执政经验不足，常被认为“只知批评，不懂建设”。
韩冬临：随着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世界各地都先后出现过民粹主义运动或思潮。很多情况下，民粹主义被用作一种政治策略，如发表消除不平等的激烈言辞来吸引选票，或是发表迎合、美化民众的政治呼吁，把反对者斥责为敌对的、不民主的精英等。
同民主的关系
二者共享某些价值和目标，但政治逻辑和运作方式不同。本质上，民粹主义是民主投射下来的一片阴影，有可能损害人民的利益
闫润鱼：民粹主义虽然对于精英主宰的代议制怀有根深蒂固的厌恶感，但前者的产生和发展，都离不开民主政治这个机体，二者有某些共享的价值和目标，如界定民主政治时提出的“民有”“民治”“民享”原则，在民粹主义那里也能获得共鸣。至于如何落实民意，民粹主义认为，只要在为人民争利，就站在了道德制高点上，可以用尽各种手段，甚至突破宪法约束。而在民主政治下，权力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行使。
民粹主义是一种集大众情绪、政治策略、社会思潮以及政治运动等于一身的复合体，在一些国家和地区，民粹主义色彩浓重的所谓参与型政治文化，对民主政治的影响利弊兼有，一方面，它推动民主化浪潮的兴起，使民主的基本理念和精神得以彰显；另一方面，也使民主化过程中建立的民主制度因大众民主、直接民主甚至专制暴力等手段的运用而难以持续。
英国学者保罗·塔格特在对民粹主义的研究中发现，“哪里有代表民意的政治运动，哪里就有一种作为潜在的政治运动或者政治观点的民粹主义。”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受制度完善程度、人民政治理念和习惯等因素的影响，民意的表达往往少不了运动的形式，民粹主义因此而大行其道。
由于“民意”会因时因事而变，所以作为回应经验事实而产生的民粹主义，不仅在观念上难以抽象出确切的内涵，其运动方式也不会有固定化的模式。根据民意或社会基础的不同，会相应地产生诸如“左翼”或“右翼”、“平民”或“百万富翁”、“保守”或“革命”、“政治”或“经济”等不同名号的民粹主义。
韩冬临：在世界政治的发展过程中，民粹主义与民主政治如影随形，但二者的真实运作却不尽相同。正如民粹主义理论家卡诺婉认为，本质上，民粹主义是民主投射下来的一片阴影。
民粹主义表面以人民为核心，实际却缺乏公民个人尊严与个人基本权利的观念。民粹主义者崇拜的“人民”是一个抽象整体，对组成“人民”的具体的“人”则持蔑视态度。与民主政治的运作相反，民粹主义往往进行广泛的政治动员，把全体平民无一例外地纳入统一的政治过程，破坏已有的政治权威、政治制度和社会秩序。同时，民粹主义者往往也是坚定的民族主义者，强烈地反对全球化，反对自由贸易，反对外来文化与移民。可以说，民粹主义在维护“人民”利益上走向了极端，不但可能背离民主政治的初衷，而且可能走到民主的对立面，损害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闫润鱼：2011年春天起始于突尼斯的剧变，将上世纪60年代中东、北非地区一些国家独立后建立的具有民粹主义特性的政权相继推翻。从掌控政权的政治强人来看，他们多以“人民”代表自居，并以此作为长期执政的合法性依据。但当“阿拉伯之春”的火焰燃烧起来的时候，其政权的合法性顷刻间化为乌有。
不过，这些地区的民粹主义政权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倾倒，是否意味着民粹主义的影响也随之消减，有待持续的观察和思考。首先，在这个过程中，不排除有新的民粹主义政权产生的可能；其次，在冲突过程中建立起来的所谓民主政体，依然要接受民粹主义的挑战。华盛顿讲过，“道德是民意所归的政府所必需的原动力”，在政治文化长期被民粹主义所浸染的冲突地区，民主政权为了获取“道德”这个原动力，就必定会让“人民至上”的旗帜继续飘扬。受国内国际多重因素的制约，它的政治动员和社会控制，也很难彻底告别民粹主义的方式。
现状与前景
民粹主义在欧美发酵，显示了其复杂多变性和对国际政治的深刻影响力，但民众政治理智的上升将抑制“反体制”力量的影响
韩冬临：2010年以后，民粹主义的发展出现了反向运动。一方面，是上世纪60年代以来民粹主义政权的集体溃败。民粹主义曾在西亚、北非建立政权，却又成为颠覆这些政权的内在动力。在“阿拉伯之春”政治运动中，由民众自发组织的草根力量通过“街头政治”，最终颠覆了埃及穆巴拉克、利比亚卡扎菲政权。然而，由于新政权并没有进行民主制度建设，民众也并非有明确权利与责任意识的公民，民粹政治运动让这些国家陷入了长期的不稳定。
另一方面，虽然传统观点认为欧美发达国家已经“驯服”了民粹主义，然而在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之下，民粹主义的幽灵时隐时现，在欧美发酵。2011年，欧洲数个国家的首相或总理下台，同时，民粹主义政党发展壮大。在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也因其草根性被打上民粹主义的标签。民粹主义的新发展显示了其复杂多变性和对国际政治的深刻影响力。
王义桅：欧洲是民粹主义发源地之一。极右势力和反欧政党是民粹主义在欧洲政治舞台上的具体表现。艾伯齐塔和麦克唐纳在《21世纪的民粹主义：西欧民主的幽灵》一书中曾指出，民粹主义的幽灵“巧妙地把欧洲一体化和全球化浪潮所引发的就业压力、安全担忧以及种族的、民族的、文化的危机，特别是身份认同的焦虑和民众对代议制民主的不满联结起来”。
今年的欧洲议会选举成为极右翼和反欧政党的“狂欢节”——从波罗的海到地中海，从英伦三岛到巴尔干，“反欧”的极端民粹主义政党所获选票远超预期。极右翼政党异军突起，在欧洲议会赢得的席位陡涨3倍，占据欧洲议会近1/5的席位，仅次于欧洲社会党，创下1979年欧洲议会实行直选制度以来的最高纪录。种种迹象表明，被誉为欧盟年度最重要的政治活动，已化身为反对欧洲一体化、反对欧盟党派的“政治大秀场”。
欧洲绝大多数国家都存在形形色色的极右翼组织。欧债危机爆发5年来，欧洲极右翼势力把自己打扮成紧缩政策、欧洲一体化、民主体制和全球化的受害者，利用民粹主义、民族主义。他们反对外来移民和多元文化、反对经济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这些组织通过攻击执政党腐败来争取选民；打着解决社会难题的幌子，将犯罪和失业归咎于外籍移民，以掩盖煽动种族仇恨的排外主义；它们公开或者隐晦地赞赏法西斯的政策主张，却小心地不留下违法把柄；它们知道利用合法身份，经过合法程序去夺取政权，具有极大的欺骗性。
赵晨：身处全球化的世界，不论是一国之内，还是国家之间，全球化受益者的分布都不均匀，这引发了新一轮民粹主义浪潮。突尼斯、埃及、叙利亚等中东北非国家，经济增长乏力，青年失业率高企，日益积累的经济贫困和受挫感，再加上宗教和民族因素，致使民粹主义情绪一点即燃；泰国、土耳其和巴西等亚洲、拉美国家也发生了民粹主义社会动乱，主要是国内不同阶层之间矛盾迸发、难以调和的结果；今年5月的欧洲议会大选，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在法国、英国和丹麦排名榜首，为欧洲的主流政党敲响了警钟。
王义桅：欧洲极右翼、民粹主义政治势力的异军突起，是欧洲各国反欧盟情绪的集中宣泄。对欧盟国家竞争力不断流失的忧虑、对欧盟和现行体制认同的下降，是反体制政党在欧洲议会选举中支持率激增、引发欧洲地震的重要因素。经济上，全球金融危机和主权债务危机相叠加，欧洲整体经济竞争力下滑，失业率高企，移民问题凸显，民众不能切身感受到欧盟的好处。政治体制上，民主合法性遭到质疑，欧盟近年饱受“民主赤字”困扰，已不再是一个“多文化”“准社会主义”的堡垒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马克·马佐尔认为，一些欧洲人或倒向极右，或抛弃政党政治，失去了对政治阶级的信任，也即将失去对民主制度的信任。由此而来的政治危机不仅会损害欧洲一体化，而且还会危及欧洲民主秩序本身的合法性。
“后危机”时代，纵然极右翼政党的民粹情绪会赢得一些追随者，但随着选民政治理智的上升，“反体制”政治力量、非主流或非传统政党所赖以生存的群众基础被弱化，不足以演化为撼动欧洲一体化大业的政治危机。
（本报记者王远采访整理）
图片说明：
图②：今年1月3日，一名前总统穆尔西的支持者在埃及首都开罗参加集会。
图③：今年5月29日，学生在法国斯特拉斯堡游行，抗议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在欧洲议会选举中获胜。
图④：今年1月10日，上千名曼谷市民在市区召开集会，表达对“封锁曼谷”行动的反对和对2月2日如期举行大选的支持。
图⑤：2013年9月17日，数百名“占领华尔街”运动支持者在纽约曼哈顿参加游行，纪念该运动两周年。图中是一名支持者佩戴着写有“占领华尔街：为你的下一代而做，他们的未来处于危急”的牌子。
图⑥：今年7月6日，利比亚的黎波里的一辆汽车残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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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日报 》（ 2014年08月12日 23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