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6月2日，湖北黄冈中学，光荣榜上贴着足球明星的海报

黄冈中学昔日的辉煌，似乎在一点点远去。不少当地老师认为，优秀教师和生源的流失，是问题的关键。

而不可否认的是，襄阳五中今年在湖北可谓一枝独秀，包揽了文理状元。为什么同样是地级市的襄阳就能留得住好教师和好学生？是黄冈中学(简称黄高)过去太优秀，树大招风，将挖人的学校都吸引过来？还是襄樊中学具备黄高没有的独特优势？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黄高老师分析：

一是经济问题，襄阳比较富，GDP在湖北省排前几名，而黄冈是倒数前三；二是地理位置决定的流动的难易程度不同，襄阳离武汉车程四五个小时，教师都是拖家带口的，要挖到武汉，一家人搬家、迁户口不那么容易，而黄冈距武汉只要一个小时，很多老师单身在武汉工作，周末回家。从武汉去南方也很方便，高铁四五个小时就能到广州、深圳。同样的，很多优秀学生也被吸引到了距离黄冈不远的武汉的高中。

为什么要离开 地区间差异实在太大了

在市场经济的大潮面前，黄冈中学面临的最大考验就是教师的流失。学校负债，投入有限，教师待遇上不去，与此同时，深圳、武汉的高中趁机开出高薪挖人。

1994年，黄冈中学举办90周年校庆的消息，在当天的新闻联播中排在第五条。也是在那一年，时任校长的曹衍清开始烦恼：来了很多考察团，名义上是考察，实际上则是动员老师到南方去或到武汉去。

为什么要离开呢？用一位“出走”教师的话说，地域的差异实在太明显了。从黄冈中学出去读书的学生，也有同样的感受：在以往12年的学习中，他们似乎在起跑线上就输给了大城市的同学。

时至今日，仍然能从这所学校的一线教师身上感受到一种特殊的情怀。这里的大部分教师都多多少少有过被“挖”的经历，他们当中有的离开，有的仍然坚守着。

“老黄高之所以取得那样的成就，就是因为教师团结奋进的精神。在这里教书不能追求位置和金钱，如果看重这些东西，就待不下去。”数学特级教师王宪生记得，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两任校长田忠杰、张庭良从校长岗位退下后，还一直在校园里住着；而90年代以后的几任校长离任后，都无一例外地去了南方。

在他的记忆中，对于老黄高的教师来说，“校就是家，家就是校”。2012年，1992届毕业生举行毕业20周年聚会时，学生纷纷提到，上晚自习总能时不时听见走廊上传来老师清脆的皮鞋声，因为老师都住在校园里的教工宿舍，吃完饭没事就会到教学楼里逛逛。

十几年前教师的敬业和团结，也让1998届毕业生刘剑记忆犹新。令他最难忘的是集体备课制度。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黄高的教师在备课时就不是各自为战，而是以教研组或年级为单位，共同研究怎么写教案，怎么上好课。每个老师带到每个班的教案都是相同的，教学方法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王宪生觉得，在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林强、王崧、库超等人拿到国际奥赛奖牌后，“那时的兴奋是集体性的，荣誉不是属于一个老师的。”而在竞赛主教练制形成之后，“荣誉开始集中到少数人头上，集体拼搏、与学校共荣辱的氛围慢慢淡了。”和现在相比，“上世纪90年代的贫富差距不是很大，在这待着也不感觉经济上有什么困难。但不得不承认，地区之间的差异现在越拉越大”。

到南方去，到武汉去 金牌教练大量流失

王宪生归纳起老师流动的去向，先是“到南方去”，然后是“到武汉去”：上世纪90年代末到本世纪初，老师主要前往广东等沿海地区；2006年建新校区以来，“往武汉跑的多了”。数学组总共也就30多个老师，前前后后走了十多个，而且多数都是三四十岁的骨干教师，甚至是特级教师。

“老师的心态发生变化，应该和中国地产的兴起同步吧。”刘剑1998年毕业后还和教自己的老师保持着联系，却发现在2000年左右，“他们一批一批地走了”。他觉得这很正常，“老师也是人，人往高处走，要为自己和家人奋斗打拼。”

“金牌教练”成批地去往南方、武汉、东部沿海城市，给新学校的竞赛成绩带来了繁荣。在武汉，竞赛成绩独占鳌头的两所高中——华师一附中和武汉二中，竞赛教练都不乏黄高教师的身影——武汉二中的数学竞赛主教练肖平安、化学竞赛主教练施辉国，华师一附中的数学竞赛教练方牡丹等，均为“黄高出产”。2004年，黄高的物理竞赛教练姚学林去了深圳中学之后，实现了该校在物理竞赛奖牌上零的突破，至今他已经带领学生拿到了3块国际奥赛金牌。

“只要在黄冈待过的都值钱。”黄冈市教育局长王建学说，从上世纪90年代到2010年的20年间是教师流失最严重的时期，黄冈的所有学校都在遭遇高薪挖人。在基础教育阶段，教师流失的高峰时期，一年要流失320人，现在每年约150人。“究其原因，一是经济差距大，二是激励政策没有跟上”。

对比他读书的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黄高集结了全国各地的优秀教师。当时正是知识分子大交流的年代，很多教师是优秀的“老大学生”，他的班主任是福建人，数学老师是广东人，语文老师是鄂州人。

黄冈中学校长刘祥认为，教师流失的高峰期是在1995年～2005年，也是我国几乎所有高中的入学高峰期，全国的高中规模普遍扩大了几倍，学生数量随之剧增，黄冈中学就由一届6个班扩大到了22个班。在这段时间里，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普遍出现教师由欠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流动的现象。

“国家政策本来就鼓励人才流动，这是一种正常的现象。”刘祥表示，“很多人觉得跑掉的鱼都是大鱼，其实不一定走的人就是最优秀的，留下的人就不优秀。当初也有很多人来找我，我就没有走。”

在眼界知识面个人能力上都落后于大城市的同学

一名到武汉教书的黄冈中学教师不愿意过多地谈自己“跳槽”的原因，但他承认，武汉和黄冈的差距是明显的，比起武汉那所高中向他提供的住房及优厚的待遇，“即便只是为我的孩子考虑，在武汉也能够让他接受比较好的教育”。

体会到地域差异的不仅是教师，还有从黄冈中学毕业的学生。农村学生很难与大城市的“超级中学”学生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即便是参加奥林匹克竞赛培训的费用，对他们中的许多人来说都是难题。今年入选物理竞赛国家集训队的廖忍就是一名贫困生，父母均在外地打工，有几次培训费都只能由学校或老师私人赞助。

2012届竞赛班“9班”的一名学生归纳出班里同学的特点是“不太爱说话，喜欢做题，比较文静”。在9班，农村学生的比例远高于别的班级，每一届至少有一半以上的学生家庭贫困，父母则大多在外打工。“可能是因为农村学生特别能吃苦，而搞竞赛正需要这种吃苦精神。”物理竞赛教练曾献智这样分析。

而即便是黄冈中学最优秀的学生，在进入大学后也会感觉到自己与大城市学生的差距。比起物质上的差距，综合素质上的距离更加明显。去年毕业的司文哲(化名)就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在参加北大自主招生面试时，他感到有些底气不足，因为发现自己“接触到的东西太少，眼界不够开阔”。而来自北京四中、人大[微博]附中这样的名校学生则往往在初中、高中阶段就周游各国，参加五花八门的社团活动和社会实践，英语口语也比自己流利得多。

在通过竞赛保送北京大学[微博]后，经过近一年的学习，他觉得专业课“完全没有难度”，但在哲学、计算机、英语和一些通识课上却感到吃力，“从小学开始都是机械化的学习多，在眼界、知识面、个人能力上都落后于大城市的同学。”

一所985大学在湖北的招生老师也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在近几年的招生面试中能够明显感觉到，城市学生与农村学生的差距越拉越大。“我们心里也很矛盾，教育的本质是培养人才，但大城市学生的综合素质和知识面的确要好得多，我们总说要实现教育公平，但公平和进步永远是一对矛盾。”

黄蔚然(化名)正在读高三，他来自黄州城区，家庭条件并不算差。在浏览黄冈中学的竞争对手、湖北省“超级中学”华师一附中的网站时，他注意到网站上方，最醒目的是国际留学[微博]实验班的招生宣传广告。而黄冈中学的网站上，大力宣传的仍然是高考[微博]与竞赛成绩，每年出国的学生屈指可数。出国市场显然还没有在这个城市里发展起来，大型留学机构也未曾将触角伸到黄冈这样的小城市。

对于大城市的高中生来说，高考可能已并非首选，越来越多的优秀学生通过自主招生进入名校，或者选择直接出国读本科。但对于大多数家庭贫困的农村学生来说，高考仍然是唯一的出路。在这个每月3000元已经算是高工资的城市，听记者说起SAT考试的花费后，黄蔚然吃了一惊：“出国对于我们学校的绝大多数同学来说，想都不敢想。”

这里的大部分同学除了苦读没有其他的出路

上世纪90年代后期在黄冈中学读书的郑家豪记得，当时的普通班里，农村与城市学生的比例约为2∶1；9班的农村与城市学生的比例则是7∶1。2001年，一篇名为《黄冈中学：我的地狱生涯》的帖子在网上被炒得火热，文章作者“西门吹雪”控诉黄冈中学是“应试教育的地狱”。郑家豪和他的同学们读到文章后却都很不以为然：“这不是学校的错，因为在黄冈中学，大部分人除了苦读，没有其他出路。”

一名目前在美国从事科研工作的黄冈中学2000届毕业生，在一篇叫做《黄冈记忆》的文章中将黄冈中学的学生形容为“出身草根，天资聪颖，又刻苦勤奋——拼得出足够优异的成绩，经得起层层的选拔，是他们改变人生命运的为数不多的选择之一。”

他在文章中写道：“在成绩波动时，老师通常会这样宽慰你：‘想想你们的父母，即便旱涝歉收，他们的庄稼还得年年种。’家庭背景让我们没有退路，必须奋发努力，否则3年后，面临着又将回到田野间和父辈学习耕耘。也正因为如此，黄冈中学的氛围是非常单纯的，只比成绩，没有其他。”